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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 收入分配系被動調整
關鍵詞： 居民收入 收入增速 調整過程 收入增長 高估 國民收入分配 企業利潤 規模以上工業 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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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國青從收入度量和企業利潤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和解釋。首先是收入度量。宋國青說，一方面，我們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時候，使用的是名義收入，再拿通貨膨脹率加以校正。比如通貨膨脹率是8%，銀行存款利率是5%，收入一元錢存進去到12個月以后取出來，它的真實價值是1.05元，這時使用通貨膨脹率校正就要再除以1 .08，最后結果大概是0 .97元，這就是一整套收入的計算過程。
另一方面，稅務局在算利息所得稅的時候，實際上是即使虧損還要收所得稅。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任何國家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一般的稅法都是按照名義收入征的。不僅僅是銀行存款，股票收入里面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宋國青表示，我國計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時候用名義收入再拿通貨膨脹校正的這個方法本身就有問題。因為通貨膨脹是連利息收入和資本金一塊損失的，但是統計對通貨膨脹引起資本金損失其實是沒有做調整的。
宋國青說，如果把通脹所造成的資本金損失這一條考慮在內的話，去年居民人均收入的數據會更低；今年的數據，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的話，也可能會下降一點?？偠灾?，由于通貨膨脹導致的資本金損益在去年和今年都是被低估的，去年被歪曲的幅度更大，今年歪曲的幅度相對小一些，因為通貨膨脹率降低了。這就是為什么出現G D P增速下降，居民人均收入還會上升的一個原因。
因此，宋國青認為，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實際上還是有所高估的。在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時候，高估的幅度就會更大一些。如果把該打折扣的地方都打上的話，現在的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不是很高，而是太低了，比G D P的增長速度低很多。
企業利潤下滑讓居民收入比重改變
悖論現象的另一個解釋則是從企業利潤的角度剖析。宋國青首先對PPI和CPI數據進行了處理，把定基比的PPI作為分子，定基比的C PI作為分母，得到一個工業品價格相對于C PI的比價。PPI上升對工業企業利潤是直接的推動因素。CPI對企業利潤沒有太多的直接影響，但是有很多間接影響。比如說工資跟C PI有很密切的關系，很多人會講因為C PI漲了，所以我的工資要漲。中國到目前為止，C PI上漲的大部分原因還是食品價格在上漲。食品價格一漲，農民的務農收入就會增加，你不給他漲工資他就不在城里干了。統計上確實是有這樣的情況，農產品價格高漲的年份，農民向城鎮轉移的數量就會少一點。所以C PI對于工業企業利潤是一個負面因素。
我國近幾年來企業利潤處于下滑狀態，而工資的剛性原則使得工資處于緩慢上升狀態。在此情況下，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工資收入三者中，收入增長所占的比重相對地提高了。那么在G D P增長的情況下，企業利潤為何為負數？
G D P的增長并不意味著工業利潤的增長，按收入法計算，在國民收入里面，G D P等于折舊加上利潤，利潤部分相當于居民收入再加上財政收入和企業未分配利潤，這三塊統一被叫做可支配收入。如果折舊和工資收入高企不下，那G D P即使增長，利潤也可以是負增長。這樣看來，就能解釋為什么G D P在同比增長，工業企業利潤卻負增長了。
拿工業的情況來看，現在名義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是8%-10%的水平，規模以上工業增加的同比增速低一點，8月份一度不到9%。其中有的工業部門可能價格漲的多一點，但增速也不過就是7%-10%的水平。簡單按G D P的名義增長速率來算，三季度G D P增長10%，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8月份跌了6.2%，工業企業工人的工資漲到10%以上。
把這些概念串起來，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經濟增速下降了反而使得真實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比過去有所提高。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增長速率高的時候企業利潤非常高，財政收入非常高，讓居民收入的增長率大幅度低于G D P的增長率，現在這個情況有了一點改善。
現在，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稍微高于G D P的增長速度了，因為財產價格變化的收入不包含在居民可支配收入里面。比如說股票漲價還是跌價，G D P里面沒有這一項。但是從居民收入的角度來看，這個要加以計算。所以對于大多數居民來說，感覺現在日子比去年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