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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責機制
讓大家知道什么底線不能觸
記者:大氣防治過程中有失職行為,怎么追責?
張工:追責一定會跟上去,要有一個更規范的制度性安排,要讓大家知道什么樣的底線可以觸,什么底線不能觸,同時也對我們依法治污、實現誰污染誰承擔責任有一個很好的制度設計,否則很難有規范的條件來實施追責,對于我們執法和管理也會帶來不利的干擾。目前有了這樣一個地方條例,在接下來的實踐過程中,會更規范更有制度性地來推動各項工作。
記者:政府工作報告包括此前的清潔空氣五年計劃都提出了很多量化指標,如果目標完不成怎么辦?
張工:環保的事其實不邪乎,積小善成大善,我們要一個環境一個源頭去治理。完成目標,我們一定要做百分之百努力,空氣污染的結果是氣象條件和排放物共同導致,是人努力天幫忙,這過程中確實會受到氣候條件的影響。目標完不成怎么辦,我只能說,要努力是一定的,如果努力了氣候條件沒幫忙,只能更努力一點。
4 環保與GDP
高污染產業“撤退”就是勝利
記者:此前市委全會通過的《決定》強調生態保護指標,之前治理環境更多是一攬子計劃,是否意味著北京治理環境的思路發生了變化?
張工:可以這樣說。實際上一攬子計劃就是從多角度和遠近問題的考慮共同研究出來的,比如既有專項的能源結構調整的功能性實施,又有針對主要污染排放源如汽車尾氣的治理,還有工業結構調整等。
更多的是需要公共政策來實施,比如法律、科技、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來共同調控,經濟手段比如排污費大幅度提高、階梯性價格逐漸出臺;必要的行政手段如重污染條件下,采取單雙號限行;技術的手段如尾氣排放技術、監測技術等等,都需要,北京的環境治理需要打組合拳。
記者:如何看待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GDP之間的關系?
張工:單考慮GDP,我們現在治污可能會有眼前這樣或那樣困難和拖累,但從一個長遠的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治污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潛伏》里有一句話,“有一種勝利叫做撤退,有一種失敗叫做占領”,環保也是這樣。我們原來是在以GDP論英雄的前提下,只要能拉動經濟,不管什么樣的元素都進了,導致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進駐。這樣的元素“撤退”,就是我們轉型升級的勝利。
反過來說,這些元素引入進來,把當下的GDP總量帶起來了,但是從長遠看是對環境的污染、對功能定位的破壞和對宜居環境的破壞,這就是一種失敗。(新京報記者 鄧琦 溫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