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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來,產生這一矛盾的根源有兩個方面:
第一,我國30余年時間創造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業績。但在追求速度的過程中,環境問題逐漸呈現出壓縮型、復合型等特點。
第二,不可否認,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我國的經濟結構還不夠合理,發展方式還比較粗放,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還存在短板。
需要強調的是,治理污染和穩定增長之間雖有矛盾,但并非不可調和。二者有對立的一面,亦有內在統一的特質。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污染加劇和經濟下行有一個根本性的共同原因,即經濟結構不夠合理、發展方式不可持續。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這樣一種現象:整體來看,污染治理任務較重的省份,經濟下行壓力一般也都較大,反之也是這樣。
按照這一邏輯,做好轉方式、調結構這篇大文章,既有利于治理污染,也有利于穩定增長,一舉兩得。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中央層面如此重視轉型發展的戰略考量所在。
然而,現實情況卻往往不盡如人意。在基層一些地方,尤其是發展訴求較高的中西部基層地區,轉型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進展緩慢。
不難發現,之所以有些地方轉型內生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轉方式、調結構有一個較長的見效周期,有的需要幾年、十幾年,與投資上項目相比,效益來得比較慢。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從中央到地方,都已經意識到,要想化解保護與發展的矛盾,目前到了必須在轉方式、調結構上有所作為的關鍵時刻。
這就要求各地拿出足夠的執政智慧,擺脫傳統的高投入、低產出的發展模式,更新單純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發展理念,對現有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動一次大“手術”。
與行政命令式推進轉型較具彈性相比,環境政策、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剛性更強,有的還具有不容挑戰的強制性,對于倒逼轉方式、調結構的作用也更為明顯。
從這一意義上說,給經濟結構動“手術”,比較有效的一把“手術刀”就是環境保護,切實有效的手段就是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推進治理污染和穩定增長深度融合。
但坦率來講,在很多地方,這把“手術刀”還沒有用足用好用到位。有的是因為沒有意識去用,有的是不知道怎么用,還有的因為存在眾多顧慮而不敢用、不愿用。
現在看來,在化解治理污染和穩定增長的矛盾方面,我們必須為充分發揮環保這把“手術刀”在調結構中的作用創造條件,找準保護與發展的平衡點與契合點。
一方面,要用決戰決勝的信心、措施來治理污染,并盡可能地將治理污染對發展造成的影響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將發展經濟帶來的污染增量控制在可消化的空間之內。這是平衡點。
另一方面,要通過污染治理,倒逼產業轉型升級,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讓新興節能環保產業能夠跑贏落后產業,抵消甚至超過淘汰落后產能對發展造成的沖擊。這即契合點。
就像總理強調的那樣,必須走出一條新路,就是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們理應有這方面的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
當前,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意味著相對穩定;新常態之“態”,意味著降速提質。
這一階段,經濟增長從高速擋換入中速擋,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成為考量的重點。這對穩定增長是重大機遇,對治理污染同樣是重大機遇。
用好這一機遇,一個重大課題就是要充分發揮環保的轉型助推器作用,推進投資重心向節能環保產業轉移,經濟結構向優質高效轉變。
可以預見,誰能用足用好環保這把調結構的“手術刀”,誰就能盡快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新特征,在下一輪的競爭中贏得先機。(岳躍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