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中國式困境”:居民痛點政府難點社會疑點
|
|
居民痛點政府難點 社會疑點——垃圾焚燒“中國式困境”調查
日益突出的“垃圾圍城”已經成為中國各大城市必須面對的難題。政府想方設法突破困局，多以垃圾焚燒尋求突圍。而伴隨著環保理念、權益意識的增強，一些地方特別是垃圾焚燒廠選址點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燒項目，垃圾處置陷入重重困局。
居民痛點：垃圾焚燒廠點燃民意
在一些地方，建設垃圾焚燒處理設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設——居民強烈反對——項目被迫擱置”的中國式困境，建與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的意見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難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到附近居民強烈反對，成為近年來反對垃圾焚燒的標志性事件。周邊居民認為，焚燒廠的建立會給當地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特別是焚燒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二噁英，會嚴重影響健康。番禺區政府被迫宣布暫停該項目，時隔4年后，易址廣州南沙新區。
在“番禺風波”示范作用下，廣州白云區李坑垃圾焚燒廠也遭到當地村民聯名上訪，最終周邊村落整體搬遷。佛山市高明區、南海區西樵鎮近千市民開展“戴口罩巡游活動”，反對佛山市南海區江南發電廠建設污泥焚燒項目。
事實上，關于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在各地多次發生：江蘇吳江平望鎮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當地數千居民抵制工廠點火，一度擁堵國道；北京有居民組織車隊或在論壇發帖反對建設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深圳數百居民聚集工地反對建設白鴿湖垃圾焚燒發電廠……
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燒項目建設上存在較深的認知鴻溝，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強調垃圾焚燒廠技術成熟，全球許多國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對此表示懷疑，擔心項目會給自家環境帶來污染，對政府的監管能力也缺乏足夠信任。近年來雙方對峙程度不減反增，甚至從反對升級為沖突。
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沖突，成為繼征地拆遷、勞資糾紛后的又一個群體性事件高發緣由。
政府難點：民意與決策賽跑悖論
廣州市番禺區火燒崗生活垃圾填埋場離當地政府所在地不遠，周邊是高新科技園區以及高檔的寫字樓及餐館。記者驅車剛一進入填埋場，就立刻想掩鼻而逃。
建于1989年的這個垃圾填埋場，日處理垃圾2000噸，大大超過它的負荷能力。據現場管理人員李偉強介紹：“20年前這里還是一個深潭，現在填埋的高度早已超過周圍山頭，比規劃設計高出了十多米?！?/p>
站在這個超負荷運作的垃圾填埋場上，也許能理解政府急于垃圾突圍的舉措。我國城市的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燒兩種，現在很多地方無地可埋，而焚燒推進困難，城市面臨的垃圾處置矛盾將越來越尖銳。
據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危偉漢介紹，作為擁有1800多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廣州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總量為1.8萬噸，目前日處理量為1.4萬噸，還有4000噸垃圾在農村就地處理。如果不進行控制，到2015年，廣州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將達到2.2萬噸，僅憑李坑一廠最大日處理1040噸的能力，屆時僅市中心每天就有超過6000噸垃圾無處可去。
“垃圾圍城”倒逼政府寄望于新建大型垃圾焚燒廠。廣州市城管委2013年正式宣布，到2016年將再建6座垃圾焚燒廠。
危偉漢強調指出，垃圾處理設施是一個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設施，其產生的社會效益由全體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產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鄰避效應”，受到選址周邊居民的反對。焚燒廠的選址越來越成為公共事件，其順利解決更有賴于公民樹立社會責任和理性態度。
從世界其他城市的經驗看，越往后建焚燒廠，難度越大，因此早規劃、速推進、快落地，成了許多地方政府的必然選擇。
多地政府都宣稱建設垃圾焚燒廠勢在必行，并且運行安全可控，排放優于國標，但居民對此卻表現出極度不信任。
番禺反燒風波中的網民意見領袖“巴索風云”坦言，有的城市為了方便管理，政府將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首選方式，卻將群眾的健康安全置于可能受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