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需防范三大發展陷阱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是由中國倡議發起的、為增進全人類福祉、促進世界可持續發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一項公共性、奠基性工程，其核心價值理念體于“三同”，即在文明、文化、思想理念、價值觀等方面，重在遵循“和而不同”；在地緣政治、經濟金融，生態環境等方面，重在遵循“命運共同”；在人類追求、社會發展、公平正義等方面，重在遵循“世界大同”。致力參與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眾多，這些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資源稟賦，擁有不同的文明特質的國家，可以說每家都有許多“難念的經”，成長道路上遭遇各種“發展陷阱”的困擾，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要優先把防范和破解“資源咒詛”“中等收入”和“腐朽老化”三大發展陷阱，放在重中之重的戰略位置。

防范“資源咒詛陷阱”

20世紀60年代，荷蘭北海一帶發現大量天然氣，隨著天然氣的大量開采，該國出口急劇增加，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呈現繁榮景象。然而，到了70年代，荷蘭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等諸多“經濟病癥”的困擾，經濟學家把這種“因富得禍”稱之為“荷蘭病”?！昂商m病”是一種經濟“富貴病”，其典型病癥就是一個部門繁榮，而其他領域萎縮，特別是造成制造業逐漸衰落、服務業走向繁榮。由于制造業承擔著技術創新和組織變革，甚至培養企業家的使命，而自然資源開采部門缺乏聯動效應，以及外部性甚至對人力資本的要求也相當低下，所以一旦制造業衰落，一個國家必然身患“富貴病”，進而跌入資源“比較優勢”的陷阱之中。

事實上，“荷蘭病”不僅出現在荷蘭，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分享了石油價格暴漲帶來的橫財，以及后來靠開發其他自然資源發財的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亞、前蘇聯、墨西哥、挪威、澳大利亞、英國等都出現過類似的“經濟病癥”。1993年，經濟學家Auty在研究產礦國經濟發展問題時首次提出“資源詛咒”的概念，即豐裕的資源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條件，反而是一種限制。從長期經濟增長狀況來看，那些自然資源豐裕、經濟中資源性產品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反而要比那些資源貧乏國家的增長要低的多。盡管資源豐裕國家可能會由于資源品價格的上漲而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最終又會陷入停滯狀態，豐裕的自然資源最終成為“贏者的詛咒”。從更廣義的角度來分析“資源詛咒”現象，會發現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豐度”往往與一系列有害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現象緊緊聯系在一起，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競爭力、國家繁榮程度、國家健康等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俄羅斯是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石油更是俄羅斯帝國生命的血液，也是帝國力量和權力的源泉。但是“石油魔咒”曾讓前蘇聯遭遇滅頂之災。俄羅斯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伊戈爾?蓋達爾說：“蘇聯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資源豐富而遭遇經濟危機的國家，但卻是20世紀因為自然資源豐富而垮掉的一個帝國?！痹K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反思蘇聯解體的教訓時說：“我們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把我們寵壞了，說得粗魯一點，使我們腐化了。我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才能在幾十年里一直以粗放方式向前發展?！?014年源于“克里米亞”危機，俄羅斯遭遇美歐等西方國家經濟和金融制裁，加之新一輪的國際石油價格暴跌，引發俄羅斯盧布瘋狂貶值，經濟和金融瀕臨崩潰，俄羅斯再一次遭遇了“資源詛咒”懲罰。俄羅斯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資源詛咒”的懲罰，警示中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必須盡快擺脫依賴“要素比較優勢”的發展路徑，以“創新驅動”和“發展質量”之雙翼，來認識、適應和引領中國發展“新常態”。

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銀行（WB）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之后，由于無法順利實現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經濟發展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衰退和不足，出現經濟增長長期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始終難以突破1萬美元大關。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亞洲發展銀行（ADB）在《亞洲2050：實現亞洲世紀》報告中，將這一概念定義為“無法與低收入、低工資經濟體在出口制造端競爭，并與發達國家在高技術創新端競爭，這些國家無法及時從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本的資源驅動型增長轉變為生產力驅動型增長”。

從世界范圍看，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是其轉型升級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階段，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經濟增長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社會發展要由追求效率轉向追求公平。一些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完成好增長動力的轉換，加上對社會公平公正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引發社會動蕩，最終掉進了“陷阱”。國際經驗顯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避免的，幾十年來，世界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僅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轉型，如，韓國人均GDP 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日本國人均GDP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84年突破1萬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一個國家要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經濟發展動力需要盡快升級換代，及時更新“知識技術代謝”，真正做到“吐故納新”，實現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根本轉變。二是發展成果普惠共享，實現綠色包容增長。市場經濟是一個“損不足，補有余”的“正反饋”系統，如果沒有政府“有形之手”對市場“無形之手”予以干預、約束和調控，市場系統必然偏離均衡，日益失衡失調，直至崩潰毀滅。2014年年初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其巨著《21世紀資本論》中揭示，現代成熟市場經濟體系下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造成“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內在機理是：資本積累的速度總比國民收入積累的速度要高的多，即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資本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意味著少數擁有資本的人所占據的社會財富比例越來越高，貧富分化也就越來越大。有鑒于此，需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堅持公平正義，努力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防范“腐朽老化陷阱”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研究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后來相繼消亡的文明之后，得出結論：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是由于文明腐朽老化，喪失了進取創新精神。當今時代，仍是一個“爭于氣力”的“大爭之世”，在弱肉強食的“國家叢林”中，一個國家不管其制度顏色是“黑”是“白”，在“國家叢林”的競爭中能否抓住“耗子”，不取決于國家的制度顏色，而是取決于國家這只“靈貓”如何即時地適應瞬息萬變的外部世界，選擇恰當的時間和地點，使用變化的、創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方法，敏捷地捕住“耗子”。歷史和現實警示我們，進取創新是當代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是國家行為品格的精髓，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國家永葆青春的“生命線”。反之，精神懈怠，反應遲鈍，不思進取，墨守成規，持盈保泰，必然被歷史大潮淘汰出局。

二百年前，攜“康乾盛世”，落日余輝之下的中國清王朝，按經濟總量（GDP）計算，毫無疑問是當時世界的“首富國家”。然而，清帝國也沒有能跳出“財富病”的陷阱。清王朝這一“經濟大恐龍”，失去了吐故納新的自我代謝能力；失去了對全球千年之大變局的調適能力。從“康乾盛世”迅速潰爛成一個病入膏肓的“腐朽國家”。英國使臣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說：“清帝國好比一艘破爛不堪的戰艦，……而他勝過鄰船的地方，只在它的體積和外表?！贿^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钡聡軐W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說清王朝“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120年前甲午慘敗，首當其沖、痛徹心腑的就是一個大大的“腐”字！國運殤失、民族危難，其背后就是大清帝國末世腐朽老化、陳腐腐敗的深刻烙印。

歷史告誡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家庭，只有崇尚勞動，去奢戒貪，見素抱樸，以儉養德，才能興旺發達。反之，以資為本，鄙視勞動，驕奢淫逸，貪婪腐化，必然是“懲罰勞動者、獎勵寄生者”“懲罰生產者、獎勵消費者”“懲罰節儉者、獎勵奢侈者”，其結果必然是財富揮霍遠遠超出財富創造，國家負債累累，最終走上衰落、破產和崩潰的不歸路?？v觀歷史，遠有古羅馬帝國、中國宋王朝，近有西班牙、荷蘭、英國等，無一例外，皆因由富而奢、由奢而腐、腐朽腐敗、擊倒了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帝國。今日“一帶一路”沿線的一些高收入的富裕國家紛紛“由富而病”，深陷“財富病”泥潭，對于尚未富裕起來的中國，更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此為鑒、引以為戒”。(作者：楊多貴 周志田/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