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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刊》: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標志著“科學的春天”到來,從此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我國的地位有了地覆天翻的變化。40?年后的今天,國家已滄桑巨變,而科技則一如既往發揮著重大作用。您參與了?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今天再次回望?1978?年“科學的春天”,您認為“春天”能夠到來,最關鍵的因素有哪些?
何祚庥: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的確標志著“科學的春天”的到來。但從我所參加的科學大會來看,我的體會是所謂“科學的春天”有兩種含義:一種含意是指狹義的科學技術已面臨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機。例如,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除了由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18日作了一個《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的重要報告,定下發展科學的大政方針之外,還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簡稱《八年規劃綱要》,實際上是新中國第?3?個發展科學技術的長遠規劃。但是,如果談到“科學的春天”的真正的內涵,我感到這里的“春天”,更重要的是指“大氣候”。也就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走向的“大氣候”,已進入了“春天”。標志著這一動向的是小平同志在大會所做講話——在他講話中,鮮明地提出了兩個觀點:(1)科學技術是生產力;(2)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是這兩個觀點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社會將發生大變化。
反映上述兩種含義的“春天”的具體措施之一,是撰寫全國科學大會報告的起草組有兩組:一個是政治組,主要是為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做準備;另一個科學組,主要起草《八年規劃綱要》。我主要參加的是科學組的起草工作,同時還多次參與政治組起草的報告的討論。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為什么會在?1978?年召開這么重要的會?我想促成的因素有很多。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由于小平同志“東山再起”,重新參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1977?年?7?月16—21日,在北京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小平同志恢復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這時,小平同志主要負責的工作還是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他當時雖然已經站在了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但還不是“一把手”,只是重新出來參加工作。中央就副總理分管領域征求小平同志個人的意見時,小平同志主動提出希望分管科學和教育工作。這一方面是因為科學和教育是“文革”的重災區;而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在?1975?年出來負責整頓“文革”期間的各種亂象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了中國發展的道路上,如何解決好中國發展科學和教育的方針和政策,是個大問題。
小平同志正式出來工作后不到一個月時間,1977?年?8月4日,著名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就召開了,中斷十年的高考,小平同志在會上下決心拍板恢復。同時,會議用高規格接待了與會的知識分子們,而且小平同志還全程參與,這就在中國的大地上,吹出了一股“春風”?!白鹬刂R,尊重人才”的風尚,開始在社會上萌芽。這樣到了當年的?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決定了要在次年也就是在?1978?年?3月18日召開全國科學大會。
再有一點,就是上邊提到的《八年規劃綱要》,也就是“春風”帶來的“百花”盛開,要有具體措施?!栋四暌巹澗V要》是早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由中科院起草了一個初稿?,F在就應該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更廣泛地征求科技界的意見,不斷修改完善,并在會上做出正式決定?!翱茖W的春天”不僅僅是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發出的“宣言”,而是包括了可以付諸行動的“措施”,這才使科學的“春天”真正地到來。在?1978?年通過的《八年規劃綱要》中,就對我國未來八年科學技術奮斗目標、重點研究項目以及科學研究隊伍和機構組成等都做了具體部署,共確定了?8?個重點發展領域和?108?個重點研究項目,以及基礎科學規劃、技術科學規劃等。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由方毅副總理對《八年規劃綱要》做了說明。我參與的工作之一,就是協助當時負責起草《八年規劃綱要》及其說明的鄧裕民同志起草各有關初稿。方毅同志的講話和小平同志的講話一樣,不斷被雷鳴般的掌聲打斷!
我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除了參與多個文件的起草以外,還具體參與了兩個重點項目的策劃和討論:一個是中科院要不要成立一個理論物理研究所;另一個是關于中國應發展激光武器還是發展粒子武器的爭議。我是主張發展粒子武器的積極支持者,理由是粒子武器有攜帶動量較大、破壞力較強、電能轉化為粒子能量的效率較高等許多優點,而激光武器卻有電能轉化為光能的效率甚低,激光聚焦的能量密度雖然較大但攜帶動量偏小,也較易被預防等許多不可克服的缺點。不過,最后我的意見,未能被采納。但是,這一爭論仍不失為一場有價值的爭論。我對激光武器的許多批評雖然在當時未被會議所接受,但提出的許多論證卻是“言之有理”。這一爭論也有一結果,這就是后來人們轉而注意到要發展電磁炮。這說明大力發展激光武器當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發展某種新式武器的同時,努力注意減少、克服和彌補這種新武器的重大缺點,也同樣是重要的。這一事例也說明在重大科學項目的確定上,需要有充分討論,需要集思廣益,需要廣泛吸收不同意見。即使當時有許多事情未能看得很清楚,但只要是“言之有理”的科學爭論,就會有進一步的發展,直至開花結果。
大會結束后,各項科學工作就在小平同志、方毅同志等的親自關懷下和《八年規劃綱要》的具體指導下,不斷開創新的局面。這其中有一項,就包含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成立。在科學大會召開之際,會上的物理學界的許多前輩們曾共同商量,在現在的發展形勢下,物理學界應該重新提倡?20?世紀?70?年代初楊振寧教授回國訪問時向周總理提出的“注重理論研究”的重要意見。而在當時,由于“四人幫”的阻撓,這一提議當然未能實現!在?1978?年科學大會后,我們物理學界的許多同仁,當即提出了具體行動建議——在中科院成立理論物理研究所,由我負責起草了一個新建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報告,并建議由我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學部委員(院士)任所長。這個建議報上去以后,得到小平同志親自批示,同意成立。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成立,使得我國“兩彈”理論研究成功之后,理論物理界又有了新的施展抱負的平臺。這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當時全國的科學研究,在“春天”里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