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閎議》訪談節目由《中國科學院院刊》與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聯合出品，通過采訪兩院院士及專家學者，深度探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各領域的發展前路。以客觀、精準的解讀，科學、前瞻的思考，為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的中國發展破題解惑，為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貢獻智慧力量。崇論閎議，尋策問道。

人工智能對全球經濟發展和市場秩序重塑產生了深遠影響。近年來，隨著以DeepSeek等為代表的大模型持續取得突破，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嵌入社會運行體制機制，社會治理方式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范式變革。在發展和安全的前提下，中國要如何優化開放治理的制度環境、構建人工智能的社會治理模式？人工智能時代，如何應對數據安全挑戰、開展國際治理合作？對此，《閎議》節目組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鄭永年。

深刻塑造人類社會

中國網：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突飛猛進，您認為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對社會發展會有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以前的三次工業革命，我們創造出來的都是工具，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樣。今天人工智能已經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深刻塑造人類社會。

我個人在這幾年花很大的精力，一直在研究人工智能對內政、外交、國際關系的影響。以前我們經常說人工智能與社會、人工智能與經濟、人工智能與政治；但現在已經變成人工智能社會、人工智能經濟、人工智能政治、人工智能外交。它完全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如果是只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種工具，那遠遠不夠了。

我們以前都是男人、女人，現在第三個“性別”出來了，完全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另外一種“人”，已經在我們旁邊了。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跟人工智能產生以后的社會，完全是不一樣的。只講人工智能對社會經濟政治的影響，遠遠是不夠，它就是另外一種“類人的人”。

人工智能就是集中集權

中國網：您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技術結構特征？

鄭永年：如果用簡單的話語來說，前面三次工業革命產生的工具是分散分權，那么人工智能就是集中集權。

為什么這么說呢？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但是沒多少年就傳播到西歐、北美，又擴散到我們亞洲、全世界各地。它非常分散的，分散就是分權，誰都可以用。但人工智能從現在的觀察來看，高度集中。

從國家分布來看，人類自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技術越來越集中在中美兩國。

進而，中美兩國國內的分布也高度集中。美國人工智能技術產能主要集中在兩塊，一塊就是西部，從硅谷到德克薩斯州這個狹長地帶；第二塊，就是東北部，從波士頓到紐約和新澤西。中國實際上也是兩塊，第一塊就是大灣區，大灣區三個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為主體，其他城市也有一些；第二塊就是長三角，從蘇州到上海到杭州。北京高校特別多，而且科研機構像中國科學院的科研能力特別強，所以人工智能（在）北京其實量很大，但是從應用來說，北京反而不是那么多。有應用的東西，基本上在長三角和珠三角。

從公司的角度來說，也是比較集中。中美兩國的人工智能主要集中在幾家大公司。人工智能的用戶，實際上也是相當集中的。DeepSeek出來以后，可能會往分權的方向發展一點，但到底會分權到什么程度，需要觀察。不過，這個分權程度比前面三次工業革命肯定要低得多。

發展和安全“兩條腿”走路

中國網：在發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您覺得應該如何優化開放治理的制度環境，來構建人工智能的社會治理模式？

鄭永年：正因為（人工智能技術）集中在中美兩國，實際上我們當然不想只用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因為中美關系是非常復雜的，有競爭也有合作；但是美國要跟我們競爭，我們也不可避免，也不可怕。所以中美競爭在這方面其實會越來越激烈。

現在美國的模式跟中國的模式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方式。美國完全是一個發展導向的模式，在人工智能領域監管實際上是最少的。本質上說，美國現在的人工智能，盡管在技術上各種方面都是非常先進的，但根本上說沒有任何的監管。美國完全是發展導向的，想主導第四次產業革命。大家有個共識，第四次產業革命肯定是以互聯網平臺，基于平臺之上的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美國想主導甚至壟斷人工智能。因為人工智能現在從世界范圍內看，主要在中美兩家高度集中。如果美國把中國打壓下去了，那它就是處于主導地位甚至壟斷地位。所以不惜一切成本要搞發展，毫無監管地發展。這就產生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是美國模式的最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極端，實際上是歐洲模式或者歐盟模式。歐盟人工智能現在完全沒有發展起來，但是監管規則特別先進。越監管越發展不起來，越發展不起來越想監管，所以是一個惡性循環。

中國處于歐洲跟美國的中間。如果比起美國來，我們還是要適度放松監管，因為技術要落地。美國現在放松監管，甚至毫無監管，如果我們還是過度監管，就有很多的人才、新的生產力會跑去美國。但同時在適度放松監管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搞安全。對監管這個概念我們要作重新理解。從技術層面要放適度放松監管讓技術落地，同時也要發展監管技術。我們還是發展跟安全“兩條腿”走路，不僅對我們好，對整個世界也是很好。

政府與企業協同構建創新生態

中國網：面對人工智能的迭代發展，政府和企業應該如何協同構建創新生態？

鄭永年：企業跟政府之間，我覺得要有分工。政府應當營造一個比較好的營商環境，就是生態環境。但是業態由企業自主選擇。我覺得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應當根據人工智能發展的特點，為這些企業構建一個很好的生態環境。讓企業來決定應當放到杭州、還是去深圳，或者去其他地方。因為企業最了解行情，了解供應鏈、產業鏈在哪里，有些東西可能在杭州比較有優勢，有些東西可能在深圳比較有優勢。

我們應當把美國的一些長處學來。但是美國的完全不監管，也是對整個的人類都有害處的。發展跟安全之間要有平衡，這個說容易、做很難。其他國家，像更多的小的一些經濟體，也在探索它們的監管模式，像新加坡、越南，我們把它稱為“全面開放、有效管理”，這樣的模式也可以去看看一些經驗。

總之我覺得，人工智能就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核心，我們不能掉隊，我們沒有資格掉隊，不僅不能掉隊，還要迅速地趕上甚至超越。

人工智能時代要“抓小放大”

中國網：風險投資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中應該起到怎樣的作用？

鄭永年：美國人工智能怎么發展起來的？其實完全是風險資本投出來的。我們要建立一個大的科創體系，就是產學研要一體化?；A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人才都放在一起。金融這一塊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那些應用領域，所以風投還是要發展起來。

我最近在想，我們如何來培養這樣的新的企業。我提了一個概念，我們以前叫“抓大放小”，但是現在人工智能這個時代，要倒過來，要“抓小放大”。企業上市了以后，就交給市場；對中小企業，一定要幫助它們，主要是金融資本的幫助。

杭州（DeepSeek等前沿科技）這次為什么會出圈？就是因為當地融資做得好。深圳、廣州、長三角好多城市有很多的專精特新企業，但是這些企業資金困難的時候就很難融資，有些企業也就是三五千萬能渡過難關，能培養一個企業出來。我覺得已經大的企業就讓它們自由去競爭，政府不要再給很多的補貼、很多的優惠，政府應當轉向培養中小型企業。

在這些方面，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看看美國的經驗。美國對大的企業反壟斷，但是政府對中小型企業非常強調，政府來幫助它們。我想中國也應當這么做。

目標形成國內數據統一大市場

中國網：對于人工智能時代的數據安全挑戰與國際治理合作，您有哪些建議？

鄭永年：很多國家都在講數據安全的問題。美國對數據的安全也注意，歐洲內松外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因為本身沒有人工智能技術而且發展不起來，所以非常防護性地強調主權。我們國家發展跟安全還是“兩條腿”走路。

我個人覺得數據方面還是要開放。我們如何在數據保證安全的情況下“出得去、進得來”非常重要。

盡管我們有14億人的數據，但是我們的數據比起美國來不大，美國人擁有全世界的數據。我們內部沒有完全整合好，都是一個個數據孤島，所以加總起來好像量很大，但是不整合，數據的質量就特別差。

我覺得要（進行）數據的體制機制改革。比起美國來，我們數據其實上是有優勢的。因為人工智能數據就是應用場景，美國經過幾十年的去工業化，好多的應用場景都沒有了，但是我們中等技術以下所有的應用場景都有，我們的問題就是整合不起來。所以我們未來的任務就是如何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使得國內的數據能統合起來、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國內的數據統一大市場。

哪怕一下子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數據統一不起來，那區域性的行不行？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成渝，一個區域一個區域來。同時我們也要“走出去”，就是數據開放，也不要一下子完全放開，因為要總結經驗，有些領域先放開一點，一步一步來。歐盟的共同市場是也是這么形成的，我們的數據共同市場也可以這么理解。邊做邊干邊總結經驗。國內的統一大市場跟數據的國際流通，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DeepSeek打破美國資本的神話

中國網：DeepSeek的出現引起了巨大關注，您認為其意義有哪些？

鄭永年：DeepSeek產生之前，我們所看到的（該領域內的）競爭，都是美國公司之間的競爭，幾乎沒有什么中美之間的競爭。所以DeepSeek實際上是打破了美國資本的神話。

因為美國基本上一個大模型就上百億美金，那更多的小國家就望而生畏了。所以DeepSeek實際上，讓我們可以看到“條條大路通羅馬”，不一定要走美國的路線，通過其他的路線也是可以通往“羅馬”這個目標，這一點意義深遠。

但是（DeepSeek）是梁文鋒自己做量化，那沒錢的怎么辦？中美人工智能以及美國的人工智能，各個團隊里面有大量的華人，好多都是中國留學出去的。美國的優勢，就是資本的優勢。我們人才的優勢是有的，但是我們缺少資本，缺少風投，實際上我們的人才流失現象還是蠻嚴重的。公開的好多研究都認為，美國硅谷的獨角獸企業里，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一代二代移民，很多都是一代移民。如果我們的風投不跟上，技術落不了地的話，那他們就會選擇去能夠發展的地方，大概率就是美國硅谷那些地方。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我們一定要發展起來。

當然現在中央政策也（在強調）耐心資本，耐心資本也是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F在好多的地方政府有產投、創投，但是產投、創投基本上非常短期，私募基金也是短期的，所以還要有體制機制改革。還有民間資本，我覺得也要扶持一些民間資本，“兩條腿”走路，有國有資本，也有民間資本。以后金融這一塊不解決，很難可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本期策劃：楊柳春、王振紅；編審：楊柳春、王振紅、王虔；編輯：王虔、武一男。出品：《中國科學院院刊》、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