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科學內涵及案例研究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通常被認為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改革開放一段時期以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和生態環境的嚴重透支,大氣、水體和土壤污染不斷加劇,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損失日益顯現,“生態赤字”急速擴大,生態環境保護形勢異常嚴峻,人與自然之間的結構性、根源性沖突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縣余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以下簡稱“兩山”)理念?!皟缮健崩砟盍⒆阌谌w人民的現實利益和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為重塑人與自然關系提供了互融互促的思維方式。
“綠水青山”喻指豐富的生態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蘊含生態價值;“金山銀山”喻指經濟產出增長和物質財富積累,蘊含經濟價值?!皟缮健崩砟钌羁探沂玖松鷳B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內在聯系,具體包含生態經濟化和經濟生態化兩種不同的發展過程。在生態經濟化研究方面,近年來大量文獻圍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主題進行分析,探尋生態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經濟價值轉化之路;在經濟生態化研究方面,不少學者關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建設,通過改變傳統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生態經濟化與經濟生態化并非對立,兩者之間存在緊密的互動關系。然而,鮮有研究從生態經濟化與經濟生態化互動(以下簡稱“兩化”互動)的視角探討“兩山”理念及其實踐。有鑒于此,本文以“兩化”互動為切入點,通過闡明生態經濟化和經濟生態化的概念與類型,揭示“兩化”互動的深層邏輯,并以浙江安吉為案例,總結其“兩化”互動的現實邏輯,進而提出以“兩化”互動深入踐行“兩山”理念的政策建議。
“兩山”理念指引下的“兩化”互動:內涵與邏輯
在“兩山”理念指引下,生態經濟化與經濟生態化之間不再是相互割裂、此消彼長的零和關系,在實踐中兩者形成了“引導—約束”“規范—兌現”兩對互動關系。
生態經濟化的概念與類型
“兩山”理念的核心要義,是將包含資源和環境的生態要素作為經濟生產的投入要素,既具備要素屬性,又具備有償屬性,通過對生態要素的開發利用、產權界定和市場定價,實現對生態要素使用價值的挖掘與變現,進而促進經濟增長與人類福祉提升,即生態經濟化的過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生態經濟化的具體實踐,一方面通過產業化發展將生態要素轉化為實態生態產品,在商品市場中實現其經濟價值;另一方面構造新興交易市場,將虛態生態產品的正外部性顯性化,如碳排放權交易、碳匯交易等。
根據生態服務功能,生態經濟化可分為物質類生態經濟化和服務類生態經濟化2類路徑(表1)。第1類對應生態系統的物質供給服務,依托于傳統經濟生產方式或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方式。此類路徑將生態要素視為與資本和勞動力相似的生產要素,其本質是對生態要素的物質化使用,此類生態要素不僅具有存在價值,也具有明確的使用價值。第2類包括生態系統的調節服務與文化服務,通常僅依托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此類路徑旨在對原本僅具有存在價值的生態要素賦予使用價值,包括水源涵養、凈化環境、調節氣候等調節服務和美學價值、文化認同等文化服務,是生態系統為提升人類福祉而提供的生態服務。

生態經濟化的2類路徑在價值導向上存在差異。物質類生態經濟化以實現經濟價值為前提,雖然強調了將土地及其他生態要素作為生產要素的必要性,但對生態要素的開發與利用往往以實現其經濟價值作為終極目的,可能導致生態風險。而服務類生態經濟化則以實現生態價值為前提,通過論證生態服務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效用價值”,并以科學合理的手段將其轉化為可量化的經濟價值和社會福祉,構造有別于商品市場的生態產品市場,實現開發和保育生態要素的目的。因此,在“兩山”理念下,生態經濟化不僅將生態要素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驅動力,更強調借助經濟化手段實現對生態要素的生態價值顯性化。
經濟生態化的概念與類型
“兩山”理念的另一層含義,是經濟發展要以“綠水青山”不被破壞為前提,蘊含經濟生態化的價值導向。經濟生態化旨在推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內涵的高質量發展,強調經濟增長應轉變經濟系統結構和要素利用方式;既包括在生產過程中對生態要素的合理配置,又包括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要素損耗的責任履行;旨在將生態化的理念、手段和技術方法融入經濟生產和消費過程,進而實現綠色低碳轉型。
根據實現方式差異,經濟生態化可分為生產型經濟生態化和消費型經濟生態化2類路徑(表2)。第1類以自身綠色改造為實現方式,強調在生態閾值內實現生態要素的最優配置,推動經濟社會活動向綠色、低碳、高效方向轉變。一方面,通過生產環節的“低投入、低損耗、低排放”和消費環節的綠色標識等方式,促進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減污降碳、提質增效;另一方面,將生態價值導向融入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培育綠色化、低碳化、智能化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第2類以市場對沖消費為實現方式,通過在市場化機制中購買生態產品來對沖其生產過程中對生態要素造成的損耗,引導市場主體從被動約束轉向主動履約。例如,企業在碳市場中購買的碳匯抵消量可視為一類特定的生態產品。還需要指出的是,個人消費者購買生態產品的綠色消費行為則通過價格信號傳導至企業的綠色生產行為,已納入前述生產型經濟生態化范疇,此處不再贅述。

經濟生態化的2類路徑在主體行為邏輯上存在差異。生產型經濟生態化強調市場主體作為生態友好型生產者要符合環境規制和履行社會責任,主張在經濟生產過程中基于工藝革新和流程再造等內部綠色改造手段,實現生態要素的節約集約利用。相比之下,消費型經濟生態化將市場主體視為生態友好型消費者,其行為動因主要來自市場壓力和政策激勵,主張通過對沖消費對自身行為導致的生態要素損耗進行貨幣化補償。因此,“兩山”理念下的經濟生態化,不僅包括以自身綠色改造的方式履行環境規制和社會責任,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還包括以市場對沖消費的方式響應市場壓力和政策激勵,表現為對生態產品的消費。然而,過度關注消費型經濟生態化可能存在對生產型經濟生態化的“替代風險”,從而削弱市場主體轉變其生產方式的意愿與動力,進而落入“弱可持續性”陷阱,導致經濟發展陷入“生態要素損耗—貨幣化補償”的“先污染后治理”怪圈,忽視了部分生態要素的不可再生性。
“兩化”互動的邏輯
基于上述概念剖析和類型劃分可知,過于專注生態經濟化或經濟生態化中的任何“一化”,可能導致市場失靈困境或“弱可持續性”陷阱,均無法完全體現“兩山”理念的科學內涵。因此,須跳出“一化”視角,借助生態經濟化與經濟生態化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的內在關系,以“兩化”互動深入踐行“兩山”理念(圖1)。

“引導—約束”邏輯
物質類生態經濟化與生產型經濟生態化之間具有“引導—約束”的互動關系,在傳統經濟生產過程中缺一不可。前者將生態要素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經濟系統,鼓勵市場主體深度開發生態要素,將其使用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為生產型經濟生態化提供價值引導;后者通過經濟系統自身綠色改造,為生態要素的開發與利用設定邊界,從而對物質類生態經濟化進行要素約束。
在物質類生態經濟化進行價值引導的過程中,草地、林地、太陽能等生態要素具有明確的使用價值,被用于支撐農業、林業、新能源等產業的發展。通過將這些生態要素引入生產函數,為生產型經濟生態化提供初始投入,并引導市場主體將生態要素的使用價值進一步轉化為經濟價值。
在生產型經濟生態化發揮要素約束的過程中,依靠政府規制、市場競爭和技術賦能,推動傳統經濟生產朝著源頭減量、清潔生產的方向轉型,體現了所投入生態要素的生態價值回歸與保護,是對以損耗生態要素來換取經濟增長邏輯的結構性糾偏。傳統經濟生產往往呈現出生產不斷擴大的規模效應,而生產型經濟生態化通過在生產端設定資源使用的邊界約束,對物質類生態經濟化可能出現的“經濟價值優先”傾向進行要素約束,避免因一味重視經濟價值而導致生態要素過度開發甚至耗竭。
“規范—兌現”邏輯
服務類生態經濟化與消費型經濟生態化之間具有“規范—兌現”的互動關系,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缺一不可。前者通過生態產品的確權、定價與交易機制設計,為市場主體的消費型經濟生態化提供制度規范;后者通過生態產品的對沖消費,為服務類生態經濟化進行價值兌現。
服務類生態經濟化提供制度規范的關鍵在于對生態要素使用價值的識別與量化,進而建立多主體參與、市場化運作和可持續轉化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從供給端來看,權屬確定能夠實現生態要素“資產化”,為進一步將生態資產“產品化”提供可能;從消費端來看,建立制度化的生態產品交易市場,發揮市場在生態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完善監管,確保進入交易市場的生態產品具有真實、可驗證的生態增益,是持續滿足市場主體對沖消費需求的必要前提,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消費型經濟生態化中“形式履約”或“漂綠”(greenwashing)等現象的發生。
在消費型經濟生態化進行價值兌現的過程中,通過引導市場主體從傳統經濟生產中的單向“供給者”向生態產品的“供給者+消費者”雙重身份轉變,從供需匹配、激勵相容的角度促進服務類生態經濟化的價值兌現。這種轉變意味著,市場主體既能夠參與生態產品的供給,借助市場化經營優勢提升生態產品的數量與質量;也可以購買生態產品獲得生態信用,以對沖其在經濟生產活動中的負外部性影響。因此,消費型經濟生態化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環節,是驅動服務類生態經濟化的關鍵一步。
以“兩化”互動深入踐行“兩山”理念:安吉案例
安吉作為“兩山”理念的發源地,入選全國唯一的“兩山”理念實踐試點縣,成為踐行“兩山”理念的先行試驗田和向世界展示美麗鄉村建設成果的“重要窗口”?!皟缮健崩砟钐岢?0年來,安吉的人均GDP從2005年的1.97萬元躍升至2024年的11.2萬元,年均增長9.7%。與此同時,PM2.5濃度從53.9 μg/m3降低至28.2 μg/m3,降幅高達47.7%。竹林是安吉稟賦最為突出的生態要素,全縣竹林面積達到101萬畝,其中毛竹林達87萬畝,毛竹蓄積量達到1.5億株以上,可實現年均固碳120萬噸。安吉先后入選全國林業碳匯試點縣、浙江省低碳試點縣(碳匯能力提升類),開發和利用竹林資源具有先天優勢和制度基礎,為本文探討“兩化”互動的現實邏輯提供了鮮活案例。
以竹代塑:“兩化”互動的“引導—約束”現實邏輯
為破解傳統塑料制品帶來的資源環境壓力,中國政府與國際竹藤組織共同發起“以竹代塑”倡議,旨在以可再生、可降解的竹材料替代傳統塑料制品,從源頭上減少塑料污染,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安吉在全國率先推進“以竹代塑”,體現出“兩化”互動的“引導—約束”現實邏輯。在政策層面,相繼出臺《安吉縣鼓勵以竹代塑加快推進竹制品創新應用推廣的實施意見》《安吉縣“以竹代塑”應用推廣獎補辦法(2023年修訂)》等政策文件,涵蓋研發支持、采購補貼、市場推廣、產品標準制定等多方面舉措,旨在促進竹產業綠色轉型發展,規范市場主體的竹林資源開發行為。在實踐層面,安吉將“以竹代塑”產品引入“兩山綠幣”體系,截至2025年5月,累計發放“兩山綠幣”4 600萬個,引導居民參與“以竹代塑”消費5萬人次,體現了物質類生態經濟化對竹林資源使用價值轉化的引導作用?!耙灾翊堋辈粌H減少了塑料污染,還高效盤活了竹林資源,避免了竹林生態失衡,充分體現了生產型經濟生態化的要素約束作用。
物質類生態經濟化為生產型經濟生態化提供價值引導。安吉依托豐富的竹林資源,將竹產業定位為縣域支柱產業,為“以竹代塑”實踐提供了初始投入。2023年,國家竹產業研究院落戶安吉,竹基新材料中心、竹產品工業設計中心等相繼建成,竹產業實現了從“賣原竹”向“進原竹”、從“用竹竿”向“用全竹”、從“物理利用”向“生化利用”、從“初級加工”向“鏈式經營”、從“技術突破”向“制度創新”的多次跨越,逐步打通了生態要素向高附加值生態產品轉化的多個環節,充分體現物質類生態經濟化對生態要素投入經濟生產活動的引導作用。2024年,安吉竹產業年產值達到192億元,展現出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巨大潛力。
生產型經濟生態化為物質類生態經濟化提供要素約束。長期以來,安吉竹產業發展依賴貼牌出口,不僅附加值和技術含量低,初加工環節還普遍存在水污染與廢料排放,對生態環境持續造成影響。近年來疊加下游市場萎縮,致使農戶缺乏經營積極性,安吉一度出現竹林撂荒、病蟲害蔓延等問題,部分竹林碳匯功能嚴重退化,甚至轉變為碳源?!耙灾翊堋庇行平饬诉@一生態失衡困境,推動竹產業從傳統竹制品向環保替代材料轉型升級。定向培育“以竹代塑”竹源新品種,加大對竹纖維提取、竹塑復合材料等關鍵技術的攻關力度,在持續降低竹產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同時,有效提高了產品附加值與市場競爭力。2024年,安吉全縣規上竹產業企業達41家,累計推廣“竹六小件”80萬套、“竹四小件”10萬套,實現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同步躍升。
竹林碳匯:“兩化”互動的“規范—兌現”現實邏輯
碳達峰、碳中和已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2023年,生態環境部等部門發布《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辦法(試行)》,旨在鼓勵和規范溫室氣體自愿減排行為。碳匯類自愿減排交易是全國碳市場的重要補充,能夠彌補難減排行業的減排缺口。安吉在竹林碳匯交易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體現出“兩化”互動的“規范—兌現”現實邏輯。在政策層面,《安吉縣生態環境保護“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建立‘兩山’竹林碳匯收儲交易中心,有序推進竹林碳匯交易試點”,前瞻性部署竹林碳匯交易平臺。在實踐層面,安吉于2021年依托“兩山合作社”在全國率先成立縣級“竹林碳匯收儲交易中心”,旨在收儲和盤活分散在縣域內的竹林資源,通過確權、定價與構造交易市場彰顯竹林資源的使用價值,體現了服務類生態經濟化對消費型經濟生態化的制度規范,進而推動了碳匯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以及村集體和林農增收。而市場主體通過參與碳匯生態產品供給與消費,促使竹林資源的使用價值得以兌現,體現了消費型經濟生態化對服務類生態經濟化的價值兌現作用。
服務類生態經濟化為消費型經濟生態化提供制度規范。安吉著力打造“生態資源管理應用一張圖”,形成了動態可更新、空間可定位、碳匯可計量的碳匯本底數據庫,并布設了200余套物聯網設備,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時采集竹林生長數據,實現了對竹林碳匯的科學監測。將零散林農的竹林經營權集中到“兩山合作社”,收儲率高達96.6%,為竹林碳匯交易掃除了產權障礙。通過構建“林地流轉—碳匯收儲—基地經營—平臺交易—收益反哺”的全流程開發體系,全縣119個村的竹林資產均超千萬元,村集體年均增收85萬元,戶均增收4 000余元。待安吉87萬畝毛竹林收儲完畢,年增匯量可達34萬噸,按全國碳市場均價68元/噸計算,年均收益可達0.23億元。
消費型經濟生態化為服務類生態經濟化提供價值兌現。安吉鼓勵企業、金融機構等市場主體參與到碳匯生態產品的供給與消費各環節,推動企業通過購買碳匯生態產品實現對沖消費,形成良性循環。從供給來看,通過對分散竹林資源的統一收儲與項目打包,引入企業對竹林碳匯進行規?;?、集約化管理,保證碳匯生態產品的穩定供給和經營增值;從消費來看,通過引導金融機構推出碳匯惠企貸、碳匯收儲貸、碳匯共富貸等金融產品,培育和壯大碳匯生態產品的消費群體。例如,安吉農商銀行發放竹林碳匯系列貸款70筆,金額達3.8億元。截至2025年4月,累計23家安吉企業參與購買碳匯,總交易量達2.5萬噸,實現碳匯交易173萬元。2024年,我國首筆跨國碳匯交易由安吉通過區塊鏈銷往新加坡企業,交易量約2萬噸,標志著碳匯生態產品走出國門開始參與國際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
以“兩化”互動深化“兩山”理念:政策建議
系統、辯證地把握“兩化”互動的現實邏輯,結合安吉案例分析,本文提出應發揮生態產品市場的平臺作用,強化科技創新賦能的催化作用,提升試點實踐經驗的引領作用,夯實政策協同體系的保障作用,以“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互動深入踐行“兩山”理念。
發揮生態產品市場的平臺作用
構建生態產品市場是識別生態要素使用價值,促進“兩化”互動的關鍵,應從生態產品的權屬確定、交易體系構建和市場主體培育等方面發揮生態產品市場的平臺作用。
完善生態要素確權機制,為市場交易提供制度基礎?;谌珖匀毁Y源和不動產確權登記成果,明確生態要素產權主體界定標準;完善生態要素權屬登記體系,構建生態要素確權登記平臺;開展生態要素資產清單編制工作,為生態產品進入市場交易掃清障礙。
健全生態產品交易體系,推進全國性生態產品市場建設。建立涵蓋產權流轉、集中收儲、規模經營、平臺交易和收益反哺等多環節的一體化生態產品交易體系,推動市場主體進行對沖消費,并及時總結區域性生態產品市場的建設經驗與不足。搭建全國性生態產品交易平臺,作為深化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的重要探索,促進生態產品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
培育生態產品市場主體,加大市場供需兩端能力建設。創新綠色金融工具,拓寬市場主體參與生態產品供給的融資渠道;充分發揮企業在生態產品經營中的規?;?、集約化優勢,提升生態產品供給質量與數量。將優質生態產品納入政府和國有企業綠色采購制度,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激勵舉措提升市場主體進行對沖消費的意愿與能力,培育和釋放生態產品的需求側潛力。
強化科技創新賦能的催化作用
科技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驅動力,能夠提升“兩化”互動效率,應從數字化監測、智能化生產和數智化治理等方面強化科技創新賦能的催化作用。
構建生態要素數字化監測與核算體系,為市場交易提供數據基礎。以數字化設施采集的信息為基礎,依托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推動構建生態要素數字化監測與核算體系。通過對生態要素數據的匯總分析、加工轉換和計算檢驗,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精準可靠的數據清單。
促進人工智能與生態產業融合,助力生態產品可持續發展。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海量數據進行抓取、存儲、挖掘和分析的優勢,將生態產品在生產、加工、銷售、使用、廢棄等生命周期各環節的數據信息串聯起來;轉變以往成本高、效率低、風險大的分散經營方式,實現生態產品產業化、規?;?、集約化、智能化發展。
完善數智化生態治理的科技激勵機制,推動傳統產業降本降耗和新興產業發展壯大。加快低碳零碳負碳、資源循環利用和生態修復等科技成果轉化,對產品研發、工藝流程和制造管理等進行優化與重組,助推制造業和農業等產業在綠色低碳轉型升級中提質增效;同時充分釋放數智化的綠色低碳潛能,培育生態友好型戰略性新興產業。
提升試點實踐經驗的引領作用
試點實踐是深化對“兩化”互動認識并增強其針對性的重要途徑,應從踐行“兩山”理念的試點經驗總結、試點成果推廣和因地制宜精準施策等方面提升試點實踐經驗的引領作用。
全面總結試點經驗,為“兩化”互動提供實踐樣板。安吉是唯一的“兩山”理念實踐試點縣,并進一步發展成為全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綜合改革創新試驗區,在試點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應系統梳理相關政策創新舉措的實際成效,總結其在政府戰略支持、企業綠色改造、生態產品市場培育等方面的探索經驗,提煉出可復制、可推廣的試點模式。
完善試點成果推廣機制,擴大試點范圍。以浙江、江蘇、福建等地為代表的“兩山”實踐創新基地已率先總結試點經驗,而生態要素富集但發展相對滯后的欠發達地區則缺乏特色化的經驗積累與提煉。加大在生態脆弱地區和資源依賴型地區的分類試點布局力度,同時加強“兩山”理念實踐試點與生態文明、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等其他國家戰略試點項目的統籌協調,完善試點成果分類推廣機制。
兼顧試點普適性與區域異質性,堅持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在總結試點普適性經驗的基礎上,尊重各地區在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和區位功能等方面的異質性,探索因地制宜的政策工具與實施路徑,助力“兩化”協同增效。例如,在林業資源豐富地區重點推動碳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設,在礦產資源豐富地區探索“生態修復+產業轉型”相結合的開發模式。
夯實政策協同體系的保障作用
“兩化”互動具有調適擴增的政策潛能,應從政策協同機制、政策工具組合和政績考核機制等方面夯實政策協同體系的保障作用。
構建跨部門與跨領域的政策協同機制,降低不同政策執行過程的摩擦成本。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聯合生態環境部、自然資源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科學技術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部門,建立生態經濟化與經濟生態化統籌機制,增強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產業綠色改造、市場對沖消費等政策聯動,釋放乘數和倍增效應。
優化獎懲并舉的政策工具組合,促進市場主體創新合規發展。探索以正向激勵為引導、剛性約束為底線的多元化政策工具組合,通過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專項基金、加大綠色采購補貼、健全收益分配機制等舉措,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通過完善碳排放權、排污權和水權等生態要素有償使用制度,綜合運用市場與政策工具,提升市場主體的合規性。
完善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統籌兼顧的政績考核機制,深化“兩山”理念落地應用。在地方政績考核逐漸弱化“唯GDP主義”的背景下,“一地一策”科學論證政績考核目標的科學性、合理性、可行性,建立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動態平衡的考核體系,既不能“吃祖宗飯、砸子孫碗”,又要防止落入只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極端化“生態優先”陷阱,為完整全面準確貫徹“兩山”理念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方愷,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生態文明研究院;李程琳、朱思睿,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竺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州市委員會 ;吳偉,浙江大學 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