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截至2025年8月，“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Chinese Biosphere Reserves Network，CBRN）已走過32年發展歷程，成為實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MAB）規模最大的國家級平臺，以及建設生態文明的有力抓手，是中國對地球生命共同體建設的一項重要貢獻。2025年9月22—25日，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在杭州舉辦，大會發布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杭州戰略行動計劃（2026—2035）》，將為CBRN在國內的發展和國際的拓展開辟廣闊空間。本文回顧CBRN的發展歷程及取得的成效，并結合形勢變化，對該網絡未來的發展提出意見建議。

CBRN產生的背景及發展狀況

CBRN的產生與發展，與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國際化視野拓展進程密不可分，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邁向生態文明新高度、致力地球生命共同體建設的一個縮影。

傳統自然保護區在困境中尋找出路

改革開放后，全國興起自然保護區建設熱潮。到1992年末，全國范圍內有662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其中約95%建于過去15年（1978—1992年）。當時預測，至2000年中國自然保護區數量將達1000個（2000年實際數量為1579個）。大量自然保護區的建立，以及實施的全域性嚴格保護政策，為處于經濟快速發展初期的中國保護了大量珍稀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以及重要生態系統和地質遺跡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許多自然保護區及其周邊地區至今仍居住著大量人口，區內還存在相當比例的集體林等經濟形態。許多族群已在保護區所在地生活了數代，他們以保護區內的自然資源作為主要生計來源。長期實施的封閉式、“一刀切”的保護政策，加上自然保護區建立之初在功能區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造成了尖銳的人—地沖突矛盾。此外，當時各自然保護區隸屬多個部門，彼此之間在科學化管理、能力建設、高新技術應用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各自然保護區希望在國家層面能建立具有綜合性規劃和協調功能的機制和平臺，實現各部門優勢互補，擴大深化與國內外同行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能統籌自然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

MAB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帶來啟發借鑒

我國于1973年加入MAB，并于1978年成立具有工作規劃編制、執行和協調職能的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中國MAB），表明該計劃在中國正式進入實施階段。次年，長白山、鼎湖山和臥龍成為我國第一批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隨后10余年里，MAB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我國穩步發展，國際上與此相關的理念和實踐也逐步傳入我國。

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蘇聯白俄羅斯明斯克召開第一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發布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行動計劃》。對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定位，該文件指出：自然保護應被看作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應將人排除在外，相反，人是自然景觀中的關鍵因子之一，其合理的生產生活方式有助于長期性的環境保護和資源合理利用；鼓勵各利益相關方圍繞自然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議題開展合作，并確保社區居民能充分參與自然資源管理相關事務，實現保護與發展的“聯姻”，提升全社會對自然保護的認可度；能充任一線研究、監測、教育、培訓的基地，服務于科技工作者、自然資源管理者、游客與社區居民等群體。該文件還強調，為充分發揮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保護、支撐和發展等方面的功能，需采取分區治理的模式，且應將保護區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上述理念及其指導下的實踐，使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有別于其他自然保護地類型，啟發了我國從事自然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科技工作者、決策者和管理者的思路，為隨后中國自然保護區突破以往“封閉式”管理模式，綜合統籌保護和發展的關系，建立“核心區-緩沖區-實驗區”功能分區體系提供了重要參考借鑒。

發展獨具特色的國家網絡

MAB發起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建立不同層級的工作網絡，以充分實現技術和信息共享、協調監測和研究項目開展等目標。1976年，“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開始組建，隨后一系列區域網絡、專題網絡、國家網絡也應運而生。在組織方式上，這一網絡體系皆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為依托，如“西班牙生物圈保護區網絡”（RERB）及“美國生物圈網絡”（USBN）。隨著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全球范圍內日漸發展成熟，相關申報和階段性評估日趨嚴格。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塞維利亞召開第二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發布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塞維利亞戰略》和《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法規框架》，明確了申報和階段性評估的標準。如何在現實條件下建設和發展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同時確保國內有關各方獲取因網絡化建設帶來的收益，進而推動MAB在國家層面的有效實施，成為一些國家需要面對的問題。

截至1992年底，中國僅建立9個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為進一步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的發展，推動國內各保護區之間、與國際同行之間在自然保護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同時培育更多保護區申報世界生物圈保護區，1993年4月召開的中國MAB第八次會議決定建立“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CBRN），并制定了相關行動計劃。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當時國內各自然保護區主管部門的支持下，該網絡于1993年7月12日在北京成立，首批成員為45個自然保護區，分布在全國25個?。ㄗ灾螀^、直轄市）。截至2025年8月，CBRN成員已達214家，包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79家（約占總量84%），省級自然保護區20家（約占總量9%），其他類型15家（約占總量7%，含國家級和省級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濕地公園、國家地質公園、國家級海洋公園、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區、植物園等），覆蓋了31個?。ㄗ灾螀^、直轄市）。從規模上，CBRN已成為當前全球實施MAB最大的國家級平臺。截至2025年8月，CBRN有34家成員單位（分布在20個省、自治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數量居亞洲第1位、全球第4位。

CBRN的成立，標志著MAB在中國進入融合發展階段，是MAB在中國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也是我國自然保護事業的一項重大突破，為生態文明建設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實踐基地和展示平臺。

CBRN取得的成效

CBRN成立時確定的重點任務為國際交流合作、人才培養、能力建設、經驗交流、信息共享、科普出版，隨后擴展至高新技術研發應用和戰略咨詢等方面，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借力區域網絡和專題網絡，深化國際交流合作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自然保護區普遍面臨國際接觸機會有限的難題。CBRN成立之初，將工作聚焦于引進國外有關自然保護的成功經驗、最新技術和重要信息，向國際社會介紹中國自然保護區，并爭取更多國際合作機會，從而提高我國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水平。在中國MAB的牽頭下，CBRN成員單位1993—1995年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和出訪考察約14人次；其中，10人次爭取到資助前往澳大利亞、加拿大、西班牙、韓國和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共接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等1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科學家和官員40人來訪，其考察訪問了長白山、鼎湖山、臥龍等9個自然保護區，并達成項目合作協議，如“西雙版納生物圈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續發展”研究項目。經中國MAB爭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CBRN成立后約20年間，為該網絡提供了數量豐富的項目啟動基金。

CBRN的發展壯大，啟發并促成了“東亞生物圈保護區網絡”（EABRN，1995年）及“東南亞生物圈保護區網絡”（SeaBRnet，1998年）的建立。借助這些區域網絡，CBRN在跨境合作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獲得了便捷的渠道。以EABRN為例，中國和俄羅斯同為該網絡成員國。為落實中俄兩國政府有關野生虎保護的共同行動計劃，兩國MAB國家委員會于2013年簽署合作協議。在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下，長白山、汪清等CBRN成員單位與俄方相關科研機構和自然保護地建立了合作關系，客觀上為中國2021年創建東北虎豹國家公園打下了一定基礎。

近年來，隨著科技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MAB專題網絡建設方面開始發揮引領示范作用。為推動全球山地生態系統的保護，減緩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因素對山地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與西班牙奧馬尼亞-盧納山谷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立足于各自在科學研究、項目管理等方面優勢，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共建“世界山地生物圈保護區網絡”（WNMBR）技術秘書處。截至2025年8月，長白山、神農架、賽罕烏拉、五大連池、黃山、官山、大老嶺等7家CBRN成員單位已獲批加入該網絡。鑒于全球現有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多屬山地生態系統類型，且中國為全球山地大國，在山地綜合研究和發展領域擁有長期工作積累，未來WNMBR將成為CBRN開展國際交流合作的重要依托。

開辦多主題培訓班，提升保護區專業化水平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83年發布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行動計劃》強調，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國家層面應實施專業化管理，以科學設計自然保護和環境監測方案，分析和研究特定生態文化條件下自然資源的管理方式，并制定人—地沖突化解策略。為此，各國需將相關培訓納入重要日程。成立之初，CBRN根據網絡成員單位需求，針對生物圈自然資源的保護及合理利用制定了培訓計劃，以提高管理人員業務素質。相關培訓班分國際和國內兩種類型，并以新技術（如地理信息系統）應用作為首要培訓內容，從而促進本底調查、定位監測、各類專業圖書編撰及數據庫建設等基礎性工作的開展。以森林、草地、海洋等不同生態系統類型保護區管理人員及網絡通訊員為對象，CBRN于1993—1995年組織了4次培訓活動。

自2013年起，根據國內外自然保護等領域最新動態，CBRN會同各有關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力量，再度更新網絡的培訓計劃，內容覆蓋植物標本采集與鑒定、野生動物監測、地理信息系統應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自然教育、領導力、公共傳播等方面。截至2025年8月，共舉辦20多期培訓班，參訓學員約1400人次。例如，以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華南國家植物園）為主要依托，CBRN自2013年開始系統布局植物標本采集與鑒定培訓班，次年該培訓班被納入國家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體系。截至2025年8月，該培訓班已舉辦7期，培訓學員近600人次，來自全國大部分?。ㄗ灾螀^、直轄市）近100家單位，含CBRN成員單位、其他自然保護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環境監測、海關、公安、文博等部門。為對各類主題培訓提供穩定支撐，強化質量管理，CBRN自2014年起在神農架、梵凈山、汗馬、五峰后河、三亞珊瑚礁等5個成員單位建立了培訓基地。

構建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培育自然保護新生力量

自然資源管理專業化程度高，凸顯了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我國大部分自然保護地位于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地區，一線工作人員的職業發展機會有限，激勵機制不足。為改善這一狀況，中國MAB在各有關部門的支持下，自2016年起設立CBRN“青年科學獎”和“綠色衛士獎”。截至2025年8月，這2項獎勵的獲得者均為33名，分別來自27家和33家CBRN成員單位。

為吸引更多行業領域的優秀青年面向MAB開展原創性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提升MAB在成果、人才和理念等方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貢獻，中國MAB于2022年發起“青年人才支持計劃”，為相關開放性課題提供小額資助。截至2025年8月，已有28名青年獲得支持，來自10家CBRN成員單位、9所高校、9所科研機構，相關課題至少以16家CBRN成員單位為研究對象。

2016年在秘魯利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上，青年在MAB實施中的作用獲得充分重視。隨后，MAB領域與青年有關的活動開始在全球各地廣泛開展。2019年，第二屆MAB青年論壇在長白山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成功舉辦，中國MAB開始謀劃青年人才隊伍的體制化建設。2020年，CBRN青年創新小組正式成立。截至2025年8月，該小組吸納了來自33家成員單位的33名業務基礎扎實、交流積極活躍的優秀青年，其中11人曾獲CBRN“青年科學獎”，5人曾獲“青年人才支持計劃”資助。

舉辦年會、創辦刊物及開展新媒體傳播，促進理念教育、經驗交流及信息共享

CBRN成員大會是網絡開展經驗交流及信息共享最重要的方式，通常1年1屆。圍繞特定歷史時期行業領域的重要議題，如新型自然保護地體系構建、生物多樣性監測與信息化系統推廣應用、綠色經濟與社區發展、氣候變化及適應、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傳播等，大會安排了頒獎授牌、專家講座、分組討論、成果發布、展覽展示、實地參訪等環節，為各成員單位間、各成員單位與專家和外部伙伴單位間的交流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從事自然保護事業的管理和研究人員已達數萬人。鑒于當時大多數自然保護地獲取外部信息的渠道閉塞，創辦屬于網絡自身的刊物成為CBRN成立后的首要任務。通過信息搜集整理及建立通訊員制度等方式，中國MAB從1993年起創辦了內部刊物《中國生物圈保護區》（季刊）和《人與生物圈通訊》?！吨袊锶ΡＷo區》關注的主要議題包括生物多樣性保護、自然保護區管理、生態旅游和公眾參與等，刊載了相關領域知名專家學者的觀點論述和最新科研成果，以及MAB領域國際國內會議和培訓信息等，是MAB和中國自然保護地管理者、決策者、公眾溝通的橋梁。該刊英文版的推出，增進了國際同行對中國實施MAB相關情況的了解。

MAB觸及的領域和行業廣泛，需創新相關傳播方式，引導更多群體參與并支持MAB的實施。1999年，中國MAB將《中國生物圈保護區》改版為科普雜志《人與生物圈》（季刊，從2002年起改為雙月刊）并公開發行。該雜志以“全球視野、國家視角、專家觀點、百姓聲音”為辦刊宗旨，以原創性、前瞻性、建設性、普及性為報道原則。通過組織多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和優秀生態攝影師前往生物圈保護一線開展調研創作，該雜志獲取了大量第一手生動案例和精美影像。這些素材經專業解讀后，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向讀者展現了人與生物圈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二者和諧共生之道。

截至2025年8月，《人與生物圈》雜志已連續出版152期中文版，6期英文版。雜志總發行量約68萬冊，刊登文章約2300篇，包含約760萬字、1.8萬張圖片。相關報道幾乎涵蓋了中國各主要生態系統類型，并系統性地介紹了至少15個珍稀瀕危物種的研究和保護狀況，并呈現了相關的專業解讀和政策建議。從地域上，該雜志已完整報道了國內現有34個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中的26個，以及包括緬甸、老撾、肯尼亞、南美洲、北極地區、南極地區在內的10多個國家和區域。目前，《人與生物圈》雜志已成為全球MAB領域唯一一本公開發行的、以傳播該計劃核心理念、挖掘整理生物圈保護一線經典案例的大眾科普讀物，并成為中國申報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重要支撐材料，也是相關地區展示其典型生態文化和綠色發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中國MAB以CBRN為傳播主陣地開展了一系列探索。例如，為加強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的預熱宣傳，中國MAB于2023年利用中國科學院打造的新媒體科普平臺“格致論道”，邀請國內專家學者及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管理者通過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向公眾講述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管理、水生生物保護、森林生態學研究、野生動物智能化監測、自然教育、社區發展等有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故事。2024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MAB的支持下，“格致論道”利用MAB最高權力機構——國際協調理事會第35次會議在摩洛哥阿加迪爾召開之機，首次跨出國門舉辦MAB相關講座，涉及長江江豚的搶救性保護、大熊貓棲息地監測評估和人類活動協調、科學造林等，增進了各理事國代表對科學助力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相關情況的了解。

強化高新技術引進及研發應用，以科技支撐自然保護地建設發展

為克服我國自然保護地普遍面臨的高新技術投入不足的困難，CBRN成立以來注意跟蹤國際相關領域動態并著力引進，以提升成員單位在自然保護規劃、評價和綜合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在我國自然保護地科研監測和保護成效評估中，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變化歷來是重點，相關成果也有利于提升民眾對生態文明建設成效的直觀感知。20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MAB的支持下，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等單位的科研人員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對臥龍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大熊貓棲息地進行評價，并在此基礎上結合當時興起的計算機技術，研發了“生物圈保護區管理信息系統”。

近年來，紅外相機、無線傳輸、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手段在自然保護地獲得廣泛應用，進一步推動了我國野生動物監測和研究取得長足發展。然而，這些技術和手段與自然保護地實際需求之間尚難以實現緊密銜接，且多種技術在應用端的協同性還有待提高。2015年，中國MAB與國際動物學會聯合發出倡議，依托CBRN開展標準化、智能化野生動物綜合監測計劃，為中國自然保護地的科學化管理提供支撐。第一批試點單位來自7個省的7家CBRN成員單位。借助中國科學院在動物學研究、網絡和空間技術應用等領域優勢，廣東的車八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于2021年率先初步建成以智能化野生動物監測系統為核心的CBRN生物多樣性綜合監測平臺。截至2025年8月，該系統已在50多家CBRN成員單位鋪開應用，覆蓋全國20多個?。ㄗ灾螀^、直轄市）。

打造戰略咨詢研究基地，為中國自然保護事業提供智庫支持

上文提到，CBRN成立于中國自然保護區管理體制機制改革關鍵時期。為推動這一改革進程，中國MAB發揮其跨行業、跨部門和跨領域規劃、執行和協調優勢，立足于多學科專家團隊面向CBRN成員單位及其他自然保護區的一線調研成果，積極為中國的自然保護地建設發展事業建言獻策。1994年3月，中國MAB在浙江天目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召開“自然保護區持續發展研討會”，就我國自然保護區面臨的緊迫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全體參會代表一致認為，自然保護區的建設管理水平事關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相關工作應受到國家和全社會的高度重視。為解決當時我國自然保護區發展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代表們提出相關意見建議，包括適應性立法、國家投資和經費來源多樣化拓展、行業部門協調、管理隊伍穩定性保障、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引進、科學研究與宣傳教育強化。據此，中國MAB于1994年5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呈報了《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的建議書》。

20世紀90年代末，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加拿大國際發展署、中國科學院的資助下，中國MAB立足于國內約280個自然保護區（含多家CBRN成員單位）的調查，對我國自然保護區可持續管理政策開展研究。針對相關體制中存在的阻礙我國自然保護區可持續管理的問題，如責任錯位、重經營輕管理、創收無規范、分類管理缺位、單一保護目標與經濟發展需求脫節、協調機構缺乏、土地權屬問題解決手段簡單化、旅游管理水平嚴重滯后等，中國MAB提出改革體制并明晰責任，推進開放式、參與式、適應式管理，制定保護區內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管理政策的建議，具體措施包括參公管理、“一區一法”、部門職能整合、政企分開并合理收費、制定生態旅游總體戰略規劃。根據這一調查研究結果，中國MAB前主席陽含熙院士、時任主席許智宏院士、前副主席李文華院士會同其他19位來自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的院士于2002年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將保護區經費投入納入國家預算計劃，保障保護區建設與運行的基本費用”的建議，并在媒體呼吁加大對自然保護區的經費投入。

立足于主席單位——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科學技術思想庫的優勢，中國MAB以CBRN為戰略咨詢研究基地形成的政策建議，啟發了國家有關部門的決策思路。在包括中國MAB在內的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推動下，上述有關部門職能整合、參公管理、增加投資等政策建議已落地并惠及全國自然保護地。

CBRN帶來的經驗及啟示

在全球范圍內，CBRN目前已成為MAB領域組織化水平最高、成效最為顯著的國家級平臺之一，實現了MAB所倡導的立足于各國具體國情的多元化發展模式，確保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與各國治理結構、經濟文化環境緊密結合?？傮w而言，中國在CBRN建設與發展方面取得的經驗歸納如下，體現了中國實施MAB和建設國家網絡的策略與其他國家存在顯著區別。

緊密配合國家戰略，從國家發展中獲得體制性和成果性支持。以1992年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為起點，中國向全球承諾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并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長期規劃。進入21世紀，中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創造性地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構想，并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論和方法路徑，貫穿到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及地球生命共同體建設進程中。在這一時期，CBRN利用MAB作為一項政府間大型科學計劃的優勢，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會同有關部門深入推進我國自然保護地的建設和發展，并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與可持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期，中國通過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走生態文明道路，積累了充沛的物質及精神文化條件，為包括CBRN在內的全國各相關行業領域的發展提供了綜合保障。

發揮國家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優勢，構建新型跨部門協調機制。在全球范圍內，MAB主要由各國環境和外交等部門牽頭實施，并發揮跨部門協調作用，西班牙、德國、法國、韓國、日本等在MAB領域取得突出成效的國家即為典型案例。MAB于1971年發起后，中國科學院于1973年組團參加MAB國際協調理事會第2次會議，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自然科學的專業會議。受國務院委派，中國科學院于1978年牽頭各部門組建了中國MAB，并為該機構隨后40多年的穩定運行提供了關鍵支撐保障。這一體制設計，為中國MAB開展綜合規劃、執行及跨部門協調，發揮科技對CBRN的支撐作用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具體協調機制上，CBRN與“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對口，并以該全球網絡的概念及戰略和行動計劃為指引，同時遵照國內有關法規、政策開展交流合作，共享信息與知識。網絡各項活動的開展由中國MAB組織協調，同時與各自然保護地主管部門保持聯系溝通。對相關自然保護地而言，其申請加入CBRN須事先獲得國家主管部門審批，且加入及退出該網絡均基于自愿原則。被納入網絡后，CBRN各成員單位原行政隸屬關系保持不變。

強化跨學科智庫支撐作用，為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提供綜合性解決思路。資源、環境和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從而突出了跨學科研究、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MAB的主要目的。為此，CBRN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主力軍——中國科學院完備的自然科學研究體系為主要依托，注重與國內其他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跨學科研究合作。例如，生態旅游于20世紀90年代被引入我國一些自然保護地，但無序的發展也為相關地區的生態環境、經濟社會和文化傳統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中國MAB立足于CBRN組織了生態學、社會學、人類學、企業管理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開展研討，于1998年出版了《自然保護區開展生態旅游工作大綱》。2011年，倡導生態旅游規范化發展的《荔波宣言》發布，其中提出了“生態旅游四原則”，即環境和生態保護優先、尊重和保護文化多樣性、實施生態教育、鼓勵社區參與并保護地方民眾利益。為強化跨學科智庫對CBRN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中國MAB于2021年組建了第一屆專家咨詢委員會。

倡導開放、包容、共享、合作理念，通過公共平臺建設促進共同進步。CBRN以MAB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為指引，以科學和自愿為原則，重視跨行業、跨學科、跨領域交流合作，實現共同進步，從而為CBRN獲得國家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認可和支持創造了有利條件。如前文所述，植物標本采集與鑒定培訓班適度的開放性，吸引了CBRN以外多個行業領域單位派遣學員參加。隨著CBRN影響力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單位在專家和網絡成員單位的推薦下，踴躍向中國MAB提出CBRN成員資格申請。

CBRN未來發展建議

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資源環境危機表現乏力，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嚴峻考驗。為打造可持續發展全球示范樣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力圖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推進MAB及其全球網絡的品質化建設，提升其卓越性。為此，各相關國家和地區將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及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杭州戰略行動計劃（2026—2035）》，立足于特定的生態、經濟和文化環境開展創新性探索，并通過MAB全球網絡體系進行交流學習。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及社會各界協力鞏固CBRN這一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國家級平臺，使之在支撐保護和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和推動地球生命共同體建設方面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擴大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規模，增強中國對MAB全球網絡的貢獻。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作為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優秀示范地，其數量和質量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治理水平，并成為國家文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對內有助于提升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對外有助于樹立國家良好形象。若以國土面積、生物地理區系代表性、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國家經濟體量和在MAB領域活躍度等指標衡量，中國當前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數量偏少，這與中國重視申報質量有密切關系。隨著國家致力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在中國的發展正迎來大好時機。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支持中國MAB開展相關戰略咨詢研究，進一步科學規劃中國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布局，從CBRN中遴選更多優秀成員單位作為候選者予以培育。在堅持數量與質量并重的原則下，力爭在10年左右時間內，確保每個?。ㄗ灾螀^、直轄市）擁有至少1家世界生物圈保護區。

增強網絡成員單位來源的多樣性和代表性，打造更具開放和活力的創新體系。海洋一向是MAB工作基礎最為薄弱的領域之一。鑒于沿海地區及海島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外來物種入侵和污染等因素敏感，人與自然相互作用關系復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納入未來重點工作方向。我國海域遼闊，海洋生物多樣性豐富，國家海洋戰略積極推進。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截至2025年8月，CBRN涉及海洋（含河口、海岸帶、海島）的成員單位僅有24家，其中4家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因此未來須吸納更多海洋類型成員單位。鑒于MAB旨在促使人類既能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和人工生態系統，又能改善自身生計，并發展出適宜于各國社會和文化環境的、可持續的新型經濟增長方式，建議吸納更多符合MAB理念的區域成為CBRN成員單位。這些區域不再局限于自然保護地，還應包括生態恢復區、修復區、再造區和重設計區，可為周邊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類似區域的納入，可調動各利益相關方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有助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多元化發展。

強化科技支撐，促進新技術融合應用及基礎數據平臺建設。在現有以紅外相機為基礎的智能化野生動物監測系統基礎上，推廣聲學監測等體系的應用。除了針對獸類和鳥類，這一低成本、易操作的技術體系還可監測兩棲類、爬行類和昆蟲等常規監測難以覆蓋的類群，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更完整的指標。為增強CBRN各項數據的集成度，發揮其對跨學科研究、技術研發應用和管理決策的作用，建議開展標準化基礎數據平臺建設，使之成為落實《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建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國家級“公共基礎設施”。為此，須加強CBRN與“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研究網絡”（Sino BON）等公共科技平臺的融合。

優化能力建設和人才培養體系，拓展繼續教育及青年創新團體活動空間。在繼續開辦現有培訓班的同時，可酌情面向學術前沿、項目管理、科研技能等方面，拓展CBRN繼續教育空間。建議依托相關高校和科研機構力量，進一步提升培訓班質量，并爭取國家相關主管部門的支持，將培訓班整體性納入國家繼續教育認證體系。同時，積極響應MAB以青年為重點的主流化發展趨勢，通過項目資助拓展青年創新合作網絡，以加強自然保護地管理者、高校教師、科研人員、社區領袖等青年人群的交流。

發揮大型項目的輻射帶動作用，引領新時期國際合作。除繼續推動CBRN成員單位與國外同行加強傳統的交流互訪、建立結對關系，可參照1987—1995年由聯邦德國研究與技術部、中國科學院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MAB領域共同開展的“生態研究合作計劃”（CERP）的成功模式，以大型項目推動多邊合作?；谥袊谌斯ぶ悄?、大數據、機器人、物聯網、遙感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綜合優勢，以及以車八嶺為代表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業已構建成熟的生物多樣性智能化監測體系，建議爭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MAB各相關重點國家的支持，由我國牽頭發起以新一代數字技術集成應用為特色的大型國際科學計劃，助力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成效評估和管理決策。類似低成本、綠色化、可轉移的、以新技術應用驅動的項目的實施，有利于我國引領新時期國際合作新范式。

注重保護區精神文化價值的傳播，重建人與自然關系的聯結。以實用主義視角看待自然界，疏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是很多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在新媒體時代下，建議有關部門以CBRN為基地，制定以人與生物圈關系為核心的理念教育和傳播計劃，鼓勵人們培育綠色消費習慣與可持續生活方式，使生物圈保護區成為代際文化傳承、精神信仰寄托、民族自豪感表達的場所，重建人與自然的聯結。

以生態文明和地球生命共同體理念為指引，中國MAB將利用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帶來的深遠影響，加強CBRN與有關各方尤其是科研院所及高校的合作。在此基礎上，多方共同打造集戰略咨詢、新技術應用、實踐探索等功能于一體的新型科技創新平臺，引領行業發展，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增強生物圈韌性貢獻“中國智慧”。

致謝中國MAB專家肖治術、束祖飛和羅世孝提供了智能化野生動物監測體系、植物標本采集與鑒定培訓班相關資料數據；匿名評審專家從新的視角評述了CBRN的發展歷程，并對該網絡未來工作重心調整提出了寶貴意見建議，啟發了本文的修訂完善。

（作者：張亞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王丁，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房強、先義杰、陳向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 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