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使生態系統更具彈性（恢復力），能夠更好地抵抗環境變化（如氣候變化、疾病暴發、自然災害）的沖擊，維持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服務，直接關系到人類的食物、水、健康、安全和社會福祉，保存著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關鍵遺傳資源，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解決方案，更是承載著生命本身的價值，以及對于其他物種和后代子孫的道德責任。

然而，隨著人類生產力不斷提升，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對生態系統的索取不斷加劇，過去30年，全球每年約1 000萬公頃森林消失，永久性草甸和草原面積也在不斷縮小。濕地和海洋生態系統同樣面臨人類過度利用的影響，全球魚類被過度捕撈比例從1974年的10%攀升至2019年的35.4%，農業生產過度施用化肥、農藥導致淡水系統富營養化，每年約有1 100萬噸塑料進入海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每年進入海洋的塑料將會增加到2 900萬噸，將嚴重威脅海洋生物多樣性。同時，城市化過程、交通基礎設施，以及采礦等導致棲息地碎片化，影響維持生物多樣性進化與發展的關鍵生態過程和進化路徑。更為嚴重的是，全球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是全局性的。因此，當前物種滅絕速度是自然背景滅絕率的100—1 000倍，也常常被稱為地球正在經歷第6次大滅絕?！兜厍蛏蟾妗分赋?，1970年以來全球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平均下降68%（淡水物種下降高達84%），全球約75%的陸地環境和66%的海洋環境因人類活動顯著改變。面對這種嚴峻局面，國際社會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仍呈現局部改善、整體惡化的趨勢。本文旨在回顧《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談判背景，總結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在助力《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實現中的作用。

《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及其談判背景

因新冠疫情影響，中國承辦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分2個階段，分別在中國昆明和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這次大會的最大成果是通過了《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制定了全球生物多樣性下一個10年及更遠期的愿景和目標，包括3個目標組23項指標（表1）。全球各方談判代表一致認為，必須采取更加務實的精神，深刻反思全球生物多樣性不斷喪失的根源，提出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的解決方案。談判過程中，以下4個關鍵背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現有自然保護地體系生物多樣性保護效果的有限性

自1872年美國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以來，全球現代自然保護地體系已走過150余年的發展歷程。從最初以景觀保護為主的單一模式，到如今涵蓋荒野保護區、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保護區、自然遺跡保護區、自然資源保護區等多樣化保護體系。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護監測中心（UNEP-WCMC）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維護的世界保護區數據庫（WDPA）的最新統計，截至2023年，全球保護地約270 000處，覆蓋陸地面積的17%；海洋保護地約有18 000處，覆蓋全球海洋面積的8%。自然保護地已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策略，一些關鍵生態系統得到了有效保護，在局部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全球尺度上，生物多樣性下降的趨勢沒有得到扭轉。

李廣東等對全球160 000處保護地研究結果表明：自然保護地對棲息地保護的有效性僅僅比非保護地高33%，且2003—2019年，73%保護地范圍內的棲息地出現了退化。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全球人口暴漲導致對生態系統的壓力不斷增加，包括直接的毀林開荒、圍墾等，以及間接的污染和全球氣候變化。1900年以來，全球人口爆炸式增長，由1900年的16.5億，增加至2024年80.5億，增長約388%，人均地表面積由9公頃降至1.82公頃。2024年全球人類總生態足跡約2.7個地球，即人類消耗資源的速度是地球再生能力的1.7倍，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生產力和消費能力不斷提升，地球生態系統的虧空還會不斷加劇。若不從根本上緩解人類對生態系統的過度索取，則無論是保護地內，還是保護地周邊，棲息地喪失與退化將不可避免。

即使保護地內的棲息地得到100%的有效保護，仍然不能確保自然保護地體系能夠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徐衛華等對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開展了系統評估研究，聚焦中國各種類型的自然保護區，覆蓋全國陸地面積的15.1%。理論上應該覆蓋中國所有關鍵的生態系統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的關鍵棲息地，但評估結果表明：全國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僅僅保護了受威脅哺乳動物和鳥類全部棲息地的17.9%和16.4%，受威脅植物的13.1%，而兩棲類和爬行類受威脅物種棲息地的保護比例分別低至10.0%和8.5%。這一開創性研究，利用先進的空間分析技術，提供了迄今為止對中國自然保護區在保護物種棲息地（減少森林喪失和生境破碎化）方面效果最全面、最客觀的評估之一，而得出的結果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反映出自然保護區的規劃與設計沒有充分依據生物多樣性的空間分布與演變規律。另一典型研究聚焦中國雁類棲息地保護的有效性，其結果也支持上述發現。根據國家林業和草原統計數據，中國濕地保護率已經超過50%（即一半的天然濕地已經納入法定保護），但衛星對我國5種雁類遷徙過程中的棲息地選擇結果表明，僅僅有15.63%的雁類遷徙停歇地在自然保護地范圍內，雁類在遷徙途中，更傾向于在麥田、草原等非保護地范圍內覓食。

因此，在自然保護區管理過程中，僅僅聚焦關鍵物種的自然保護區內的棲息地是不夠的。通過生態補償、社區共管，建設生態廊道等措施加強自然保護區外圍棲息地保護與管理，是確保物種長期生存的關鍵。

島嶼生物地理學與“半個地球”建議

島嶼生物地理學由羅伯特·麥克阿瑟與愛德華·威爾遜于1967年提出，主要探討島嶼面積、隔離程度與物種多樣性的關系。在一特定區域（島嶼或森林斑塊、湖泊）物種數量由遷入率（與島嶼距離相關）和滅絕率（與島嶼面積相關）的動態平衡決定。島嶼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如地形、植被類型）直接影響物種共存能力。根據物種-面積曲線公式推導，現有的保護地體系約占陸地面積的15%，如果長期維持這一比例，將有50%的物種滅絕，這將是災難性的生物第6次大滅絕。

若將保護地體系的面積增加至50%，可以確保至少80%的物種的長期生存。這就是“半個地球”（Half-earth）建議的理論依據。必須注意到，這一推測還必須建立在優先保護生物多樣性熱點區的前提下，擴大現有保護地網絡（如國家公園、海洋保護區），推動原住居民領地、其他有效保護措施區域（OECMs）等新型保護模式，結合生態廊道減少生境碎片化。自然保護地有效性還受全球氣候變化、棲息地破碎化、生態過程演變等因素的影響。集合種群生態學理論研究表明，在全球氣候變化和棲息地破碎化背景下，一個物種的長期生存取決于各板塊上局域種群滅絕與重新建立的動態平衡，這種動態平衡在很大程度上由棲息地破碎化水平所決定。若隔離距離（生境片段化）超過了物種擴散能力，被隔離的局域種群將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走向滅絕，局域種群數量不斷減少，最終導致物種滅絕。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棲息地破碎化可能發生較大的空間漂移，如果僅考慮當前的物種分布和現有棲息地保護，自然保護區將有可能變成生態孤島?！鞍雮€地球”建議真正能否實現其目標，不僅僅取決于保護的面積，更重要的是保護單元的確定，即：優先保護地區在哪里，以及彼此生態過程的連通性。

島嶼生物地理學為“半個地球”建議提供了理論基石，但需通過創新政策與跨學科協作實現其宏大愿景。2022年《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采納“2030年保護30%陸地和海洋”目標，是“半個地球”建議的階段性步驟。未來需要引進動態保護規劃，結合物種分布模型（SDMs）預測氣候變化下的保護需求，并利用現代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遙感技術等，為提升大尺度生物多樣性有效性賦能，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多元治理體系，動員全社會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

相關保護實踐對《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參考價值

生態區地理單元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提出的生態區（ecoregion）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地理單元之一，指在生態系統類型、物種組成和生態功能上具有顯著獨特性的一片地理區域。WWF于2001年首次系統劃分了全球陸地、淡水和海洋生態區，旨在為保護行動提供科學的空間框架。這一概念不僅推動了保護生物學的發展，還成為國際組織，如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制定保護策略的重要依據。

WWF依據生態獨特性、生物地理一致性和功能完整性將全球劃分為867個陸地生態區、426個淡水生態區和232個海洋生態區。隨后，WWF與IUCN合作提出的“全球生態區200”（Global Eco-region 200）清單，篩選出200多個最具生態代表性的生態區，涵蓋全球95%的物種。傳統保護地（如國家公園）常因行政邊界割裂生態系統，而生態區強調景觀完整性。例如：在喜馬拉雅生態區，跨國界保護廊道（如印度-尼泊爾-不丹）的建立，保障了雪豹的遷徙路徑；非洲薩赫勒生態區的保護規劃整合了干旱適應植被帶，增強氣候韌性。生態區超越政治邊界，推動跨國保護合作，聚焦生態系統完整性保護。應用生態區概念，多瑙河生態區通過流域管理協議，推動了全流域19個國家的合作；珊瑚三角區倡議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聯合發起，旨在保護全球76%的珊瑚物種。非洲“Kavango-Zambezi跨境保護區”（KAZA，面積達52萬平方千米）驗證了大尺度保護的有效性。

生態區框架可整合氣候變化影響評估，包括物種分布預測：通過生態區邊界調整，預判瀕危物種的未來適宜棲息地（如北極苔原生態區因變暖向高緯收縮）；生態恢復目標，如在退化的長江中下游淡水生態區，將恢復濕地連通性列為核心指標。生態區通過科學的空間劃分，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系統性工具。其核心價值在于將抽象的“生物多樣性”轉化為可操作的地理單元，從而協調保護行動、資金分配和國際合作。在《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背景下，生態區仍是實現“30×30”目標（2030年保護30%地球）的關鍵基礎。未來，結合新技術（如AI物種識別、遙感監測）和多元治理（如原住居民共管），可以優化生態區管理，最高效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

“生物多樣性熱點”劃分指標

如何運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提升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效率，是國際社會制訂全球戰略中非常關鍵的基礎性工作。為此，保護國際（CI）國際性非營利環保組織提出了“生物多樣性熱點”（biodiversity hotspots）劃分指標。依據物種特有性和嚴重生境喪失（原始植被覆蓋率已喪失超過70%）兩項指標，在全球共劃定36個生物多樣性熱點。盡管這些區域僅僅覆蓋地球陸地面積的2.3%，卻擁有60%的陸生物種，包括75%瀕危哺乳動物、鳥類和兩棲動物。這一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運用，尤其是制定全球戰略和全球環境基金的使用均優先考慮這些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

評估與預測研究

Mace等系統評估了2010—2020年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愛知目標）的實施進展，并基于生態學、政策和社會經濟數據，預測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可能情景，旨在為制定《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提供科學依據。該研究發現：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僅僅在少數幾個指標取得進展，如保護地面積從12%增至15%、公眾意識提升（目標1）（表1），但更多的是失敗。包括物種滅絕速率（目標12）沒有得到扭轉，生境喪失持續；熱帶森林年損失率仍達0.5%（目標5未達成），資金缺口，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保護資金不足承諾的50%（目標20）。驅動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五大因素，均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Mace團隊根據評估結果，預測了未來可能的4種情景，并基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框架。情景，一切照舊，仍然延續碎片化政策，資源密集型增長的經濟模式，環境持續惡化，將會導致30%物種瀕危；情景，全球呈現區域競爭格局，保護主義抬頭，資源爭奪加劇，導致生物多樣性熱點區崩潰，生物多樣性喪失加速；情景，采取技術修復路徑，依賴工程方案（如碳捕獲）等綠色技術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可能會取得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局部改善，但生態功能退化的趨勢不可逆轉；情景，可持續轉型的綠色發展模式，倡導全球協同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惠益共享，到2050年可以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情景又稱可持續轉型愿景，它需滿足保護30%—50%陸地和海洋（“半個地球”建議），原住居民和社區參與治理，農業與能源系統徹底改革。將“減緩生物多樣性喪失”升級為“凈恢復”，唯有制定一個2050年“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愿景。

全球政府間多邊環境公約對《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形成的貢獻

盡管《生物多樣性公約》遲至1992年才簽署，但此前有一系列全球多邊公約自1971年以來相繼簽署，包括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1971年）、《世界遺產公約》（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1972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1973年）、《野生動物遷徙物種保護公約》（CMS，1979年），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項目1966年發起的“人與生物圈計劃”（MAB）。這些全球多邊公約的簽署和實施，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產生的重要基礎，更是《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談判的主要依據（表1）。

所有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多邊協定高度關注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建立保護地，制定保護地管理的指南等，為《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1—8（表1）的談判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在生物多樣性合理利用、惠益共享目標的談判中（目標9—13），僅有《國際濕地公約》和MAB有明確的合理利用原則，強調以保護促進社區發展，《遷徙物種公約》聚焦瀕危物種種群的保護，但也逐漸關注健康種群的管理。在《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中，特別確定了10項指標，從不同角度推動全民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不斷喪失的局面，《國際濕地公約》、MAB和《世界遺產公約》在幾個指標中提出了解決方案，對這些目標的談判起到了支持作用。

《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廣泛吸納了全球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實踐的經驗與教訓，協同了相關多邊環境公約，達成了廣泛共識，是目前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最佳階段性解決方案，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全面推進實施這一攬子框架目標。

履行《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的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解決方案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于1973年加入該計劃，1978年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并在1993年建立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

中國的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涵蓋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關鍵區域、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區域，以及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關鍵生態區。國家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成員截至2025年7月增至214家，其中世界生物圈網絡保護區數量34處。這些保護區覆蓋森林、草原、荒漠、濕地、海洋等生態系統類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科學研究、科普宣教和社區發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為助力實現《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發揮了關鍵作用。

中國人與生物圈保護區管理模式為《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實施提供了解決方案

在過去半個世紀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半個地球”概念、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優先保護觀點，以及生態區保護規劃理論，都在為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提供解決方案。中國人與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強調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發展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的社區經濟，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但這種模式需要良好的管理機制和強有力的管理與執行能力，且僅僅在生物圈保護范圍內實現保護與發展的融合。如何突破保護區面積不斷擴大，保護與發展的矛盾日益激烈，生物多樣性持續下降的局面，僅僅依靠保護區內的有效保護是不夠的。這也正是《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分成3個目標組的根本原因，即減少生物多樣性威脅、合理利用-惠益共享和實施的工具與解決方案，其中第3個目標組是關鍵。

中國生態文明戰略為生物圈保護區模式的推廣提供了難得機遇。該戰略的核心是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發展和系統治理，并在實施這一國家戰略中建立了八大機制，包括：法治約束機制，黨政同責機制，空間管控制度（生態保護紅線、保護地體系），市場激勵機制（碳排放權交易、綠色金融體系），生態補償機制，多元共治機制（企業環境信用、公眾參與社會組織監督），科技創新驅動機制（綠色技術、數字化治理）和國際協作機制。在這八大機制的保駕護航下，生物圈保護區的三大功能（保護、支持、發展）得到有效執行，并突破保護區邊界輻射整個社會，形成全社會共抓大保護的格局。一旦這種格局形成，“30×30”目標就不難了，效果可能會超過“半個地球”所期待的結果。

這八大機制對于實施《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中的一些關鍵目標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例如，目標組（三）中的目標14（法治約束機制）、目標15（多元共治機制）、目標19（市場激勵機制、生態補償機制）、目標20（國際協作機制、科技創新驅動機制）、目標21（科技創新驅動機制），以及目標組（一）的目標3（“30×30”目標，空間管控機制）。

探索社區發展的“共生”之路，拓展其他有效保護措施區域

生態文明戰略的實施，為中國MAB保護區突破保護區邊界，影響全社會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但生物圈保護區模式的成功及其可持續性，還依賴于探索社區發展的“共生”之路，拓展其他有效保護措施區域。中國人與生物圈保護區網絡近50年的發展，在國際生物圈網絡保護區的基礎上，形成了覆蓋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網絡體系。由34處世界生物圈網絡保護區，拓展至214處組成的國家網絡，依靠的是探索出了一條有效的社區發展共生共建之路，形成了一套融合東方生態智慧的社區發展模式。

以九寨溝、武夷山、神農架、梵凈山、長白山等為代表的保護區，依托世界級自然景觀，開創了生態旅游與保護協同發展的典范。通過科學規劃游覽線路、實施游客限量預約、推廣環保交通，在保障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同時，創造了大量導游、民宿、手工藝等就業崗位。九寨溝社區參與旅游服務比例超70%，當地居民從“靠山吃山”的索取者轉變為生態價值的守護者和受益者，保護意識顯著增強。武夷山保護區的茶農們在嚴格生態標準下種植巖茶，依托“世界雙遺產地”的品牌效應，打造有機茶產業鏈。長白山保護區居民則發展林下參、藍莓等仿野生種植，產品溢價顯著。這種模式將保護區及周邊社區的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既減少了毀林開荒的壓力，又通過合作社等形式保障了公平分配，實現了“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

江西鄱陽湖社區通過構建候鳥越冬地高質量覓食地（如五星農場、碟形湖泊）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了重要解決方案的同時，當地社區發展起來了以觀鳥為龍頭的生態旅游模式，形成了候鳥棲息地環境質量越好，越冬鳥類越多，農民收入越高的良性循環。陜西周至生物圈保護區利用保護區位于秦嶺北麓，植被豐茂、氣候溫潤的環境條件，幫助社區發展山茱萸種植與初加工，成為社區脫貧致富的主要措施。西雙版納保護區挖掘傣族“竜林”文化中的生態禁忌與森林崇拜，將其融入現代保護實踐和生態教育課程。臥龍自然保護區創新推出“協議保護”機制，與周邊社區簽訂保護合同，明確責權利，村民成為大熊貓棲息地的巡護員。高黎貢山建立社區共管委員會，村民直接參與資源管理決策和反盜獵行動。這種賦權模式化解了保護與生計的沖突，將“被動約束”轉化為“主動守護”，保護效率大幅提升。

生物圈保護區通過社區共管，成功將保護成效外溢至周邊社區，極大地擴大了保護區域，即其他有效管理措施區域（表1，目標3），原住居民與地方社區（IPLCs）的深度參與，尊重傳統知識，推動公平惠益分享（表1，目標13、21），有效助力《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的實施。

技術賦能《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實施

《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第21個目標是“確保最佳的數據、信息與知識共享，引導有效公平治理，整合參與式的生物多樣性管理，強化宣教、監測、研究及傳統知識管理”，中國生物圈保護區大范圍建設智慧保護地管理系統，用科技賦能生態守護。在生態保護需求日益緊迫的當下，智慧保護地管理系統正成為守護生物多樣性的核心利器。這套系統深度融合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為保護地編織一張動態、精準、高效的管理之網，包括以下4個模塊。

全域感知的智能監測網。通過部署衛星遙感、無人機巡查、紅外相機、土壤/水質傳感器、聲紋識別等設備，構建“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體系。實時采集動植物種群動態、生態環境因子、人類活動干擾（如盜獵、盜伐、違規穿越）等關鍵數據，讓保護者擁有“千里眼”和“順風耳”。

智慧中樞的管理決策平臺。強大的數據平臺匯聚海量信息，利用AI進行深度分析，達成自動識別物種、預警生態風險、評估保護成效、模擬氣候變化影響。平臺為管理人員提供可視化“一張圖”指揮界面，支撐科學決策與資源優化調度（如巡護路線規劃、執法力量部署）。為生態補償深化“綠水青山”價值提供精準數據。浙江錢江源國家公園試點區等保護區建立多元化補償機制，如水質達標獎勵、碳匯交易試點，讓保護行為獲得市場回報。

開放協同的公眾參與門戶。建立面向公眾的APP或小程序，支持生態科普、志愿者招募、違法活動一鍵舉報、生態旅游預約及行為規范提醒。通過數字技術連接社會力量，構建保護共同體。

高效聯動的應急響應機制。集成通信定位系統，一旦監測到火災、災害或緊急事件，平臺自動報警并生成最優處置方案，聯動巡護員、消防、醫療等資源，實現快速精準響應。

結論與展望

《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是在吸納全球保護地的保護成效、“半個地球”建議、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生態區規劃理論，以及全球生物多樣性相關多邊公約履行成效基礎上達成的共識，全面落實這一系列框架目標是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最佳階段性方案。中國人與生物圈網絡通過其創新的管理模式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為《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的實現提供了重要支撐。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有望在生態文明建設與示范，自然保護地體系拓展，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合理利用，融合自然、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創新全社會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體制機制和技術解決方案作出更大貢獻。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助力《昆蒙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的深入實施，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雷光春，鹽城師范學院濕地學院 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吨袊茖W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