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隨著全球生態環境退化、氣候變化加劇和生物多樣性喪失態勢持續推進，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核心議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1年啟動“人與生物圈計劃”（MAB），該計劃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WNBR）為核心載體，著力構建全球性保護區網絡體系，統籌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研究三大功能，通過科學管理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妒澜缟锶ΡＷo區網絡法規框架》明確將保護區劃分為“核心區-緩沖區-過渡區”3個不同功能區，通過核心區嚴格保護、緩沖區可持續利用、過渡區開展經濟社會活動的差異化的管控模式，實現保護與發展的平衡。生物圈保護區既是生態保護的實驗基地，更是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示范載體。

2016年通過的《2015—2025年人與生物圈計劃戰略》提出4項戰略目標：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推動科學教育及能力建設、應對氣候變化。該戰略著重強化保護區治理能力建設，推動社區參與和利益共享，促進生態旅游和綠色發展轉型，為全球生物圈保護區發展提供戰略框架，并為可持續發展實踐提供了政策依據。

本文基于前述4項戰略目標，系統梳理全球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典型實踐案例，據此凝練可持續發展領域實踐經驗與實施成效，分析當前發展面臨的核心挑戰，提出保護區優化管理策略，以期為制定生物圈保護區未來發展戰略、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等國際履約實踐提供科學依據與決策支撐。

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可持續發展目標

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

“人與生物圈計劃”主要通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WNBR）協調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關系。截至2025年，全球已建立759處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覆蓋136個國家，形成陸?？樟Ⅲw保護體系。其中，我國有34個保護區入選，包括長白山、武夷山、臥龍等代表性區域。

該計劃實施三大特色機制：推行“核心區-緩沖區-過渡區”三區管理模式，統籌瀕危物種棲息地保護與社區綠色發展；構建全球科學協同平臺，整合逾2500家科研機構開展跨學科研究，推動科學知識向政策實踐轉化；創新社區參與共建機制，通過生態補償、自然教育等項目引導當地居民參與保護區建設，持續提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2015—2025年人與生物圈計劃戰略》確立的4項戰略目標

保護生物多樣性。該目標旨在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恢復增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促進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強調通過保護區示范引領，推動落實全球生物多樣性戰略及其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以及全球公約和其他多邊環境協定，協同實現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該目標旨在推動構建與生物圈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經濟社會體系，重點探索可持續社會經濟范式的示范建設路徑，促進綠色發展轉型、提升保護區原住居民生計水平。

推動科學教育及能力建設。該目標旨在促進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可持續發展教育及能力建設，重點構建全球科學家與利益相關方協作網絡，通過研究計劃制定、培訓體系建設和能力提升活動，強化保護區參與式決策管理機制。

應對氣候變化。該目標旨在支持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及全球環境變化應對行動，重點建立氣候變化影響監測評估體系，增強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創新減排增匯路徑，提升生態系統固碳能力。

生物圈保護區可持續發展的實踐經驗與成效

基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戰略框架，本文系統總結全球生物圈保護區在4項戰略目標維度的創新實踐與示范成果。

保護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系統服務供給的基礎，也是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生物圈保護區在推動生物多樣性監測、生態系統保護與恢復、保護遺傳多樣性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的探索與實踐。

綜合運用多元調查監測手段，摸清保護區本底。生物圈保護區采用“傳統+智能”的方式，調查和監測生物多樣性現狀及其變化趨勢。傳統的編目調查。美國大煙山生物圈保護區自1998年開始的物種普查計劃，現已識別出超過2萬種物種，該計劃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物編目項目之一。全球其他生物圈保護區也普遍采用此方法進行基礎調查，建立野生動植物名錄?；诖髷祿腿斯ぶ悄艿鹊恼{查。許多生物圈保護區建立了“天空地一體化”的智慧調查與監測系統（表1）。例如，中國武夷山和車八嶺等世界生物圈保護區與科研機構合作，以智能監測野生動植物為核心，構建了網格化調查與監測體系；通過紅外相機、高清視頻和聲紋監測等手段，不僅了解物種種類，還掌握了它們的分布范圍等信息。長期生態研究站點觀測。通過該方法，可以了解生態系統和關鍵物種的變化趨勢。例如，美國大煙山生物圈保護區通過長期生態研究站點監測關鍵物種的種群動態，并分析棲息地變化趨勢。中國鼎湖山生物圈保護區則通過長期定位研究，分析生態系統及碳匯功能的變化趨勢。

開展生態保護修復，提升棲息地質量。開展生態保護修復是生物圈保護區的重點任務之一。通過規范人類活動并采取針對性的修復措施，生物圈保護區促進了野生動植物及其棲息地的恢復。針對拖網捕撈導致的海洋棲息地退化問題，羅馬尼亞多瑙河三角洲生物圈保護區在拖網活動頻繁的區域設立了“生物恢復多邊形”，實行完全禁漁或限制捕撈，幫助底棲群落恢復。此外，該保護區通過流域管理和減少人為營養輸入，改善水質，間接促進底棲貽貝種群和深海貽貝床的恢復，從而推動底棲生態系統和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中國臥龍生物圈保護區，對試驗區內高密度的日本落葉松人工純林進行了疏伐，并補種了槭樹和樺木等本土樹種，以提高大熊貓等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質量，增強棲息地連通性。近年來，生物圈保護區的生態修復逐漸從單一要素恢復轉向整體恢復，如中國南麂列島生物圈保護區推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與修復。同時，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也在逐步推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生物圈保護區通過此類方案促進紅樹林的恢復。

創新技術，推動遺傳多樣性保護。遺傳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生物圈保護區的目標之一。新技術的應用顯著提升了遺傳多樣性的保護效果。赫雷斯-蘇雷斯跨境生物圈保護區位于葡萄牙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歐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是該區域的原生樹種。通過分子標記技術分析不同海拔歐洲赤松種群的遺傳變異，發現高海拔種群擁有更多與抗旱相關的基因，顯示出較強的適應氣候變化能力。這些高適應性種群的種子在采集后，儲存在葡萄牙國家農業與生物多樣性種子銀行，并將其移植到葡萄牙中部的退化林地，其樹苗的存活率顯著提高。這一舉措不僅為葡萄牙的植樹造林提供了新的選擇，還有效保護了遺傳多樣性。

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在緩沖區和過渡區開展可持續的經濟社會活動，既是對區域資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增強區域韌性和社區創新力的重要舉措。生物圈保護區在可持續農牧業、生態旅游、法律法規與品牌建設等方面取得較大成效，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發展可持續農林牧漁業，促進保護與開發協同。良好的生產方式是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保障區域生態安全的前提下，對保護區過渡區自然資源進行科學適度利用，對保障保護區社區居民生計權益具有重要作用。生物圈保護區采取可持續種植養殖措施，有效降低資源消耗。巴西塞拉多生物圈保護區通過推行免耕少耕、輪作輪牧等方式減少土壤肥力損耗，并應用灌溉施肥新技術發展循環農業，顯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印度孫德爾本斯生物圈保護區開展可持續捕撈實踐，嚴格限制拖網、刺網等破壞性漁具使用，推廣生態友好型捕撈工具，最大程度降低對紅樹林生態系統、副漁獲物和幼魚的損害；實施季節性禁漁制度（如每年4—6月魚類繁殖期禁漁），有效保護產卵種群，以確保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該保護區還創新性地在紅樹林邊緣發展遮目魚和蟹類養殖，構建魚類-紅樹林綜合養殖系統，在提升社區生計水平的同時，顯著減輕了養殖活動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生物圈保護區還注重挖掘并創新利用傳統知識，使其煥發新的生機與價值。傳統知識是區域人民智慧的結晶，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至關重要。奧地利格羅斯沃爾瑟塔爾生物圈保護區通過“草藥倡議”，發掘其特色草藥山茶（Bergtee）的價值；通過組織開展草藥知識講座，傳授將草藥原料加工成身體護理產品及草藥茶、草藥糖漿、野生草藥鹽等日用品的技藝，為傳統技藝提供了新的傳播與應用途徑。百慕大生物圈保護區將區域內豐富的森林木材資源與精湛的木材加工技藝相結合，應用于傳統與現代建筑領域；通過發展和推廣本土生態木材加工產業鏈，既延長了產業鏈條、提升了產品附加值，也有效傳承了傳統手工業。

案例：巴西塞拉多生物圈保護區可持續農牧業措施。巴西塞拉多生物圈保護區主要植被類型為熱帶稀樹草原，該保護區采取多重措施減少農業發展造成的生態影響，通過免耕/少耕來減少土壤侵蝕，保持土壤水分和有機質；對大豆、玉米、棉花等作物進行輪作，減少土壤養分耗竭；同時，種植綠肥（如豆科植物），防止土壤退化，提高肥力；對牧場進行輪牧，防止過度放牧，促進草地修復。此外，該保護區還利用衛星遙感、無人機等技術優化施肥、灌溉方式，減少資源浪費；采用滴灌和雨水收集系統，減少對塞拉多脆弱水資源的壓力。在區域內形成作物-畜牧-林業（大豆/玉米種植-養牛-本地樹種）的集成系統，提高土地利用率。

發展生態旅游與康養產業，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生物圈保護區充分發揮其生態游憩功能，探索“旅游+運動”“旅游+文化”“旅游+康養”等多元化模式，有效帶動區域綠色產業發展。奧地利維也納森林生物圈保護區將山地自行車和徒步運動作為核心生態娛樂項目，管理局對騎行路線和推薦徒步路線進行了系統規劃與設計，在維護生物多樣性及森林生態系統健康的同時，統籌兼顧科學、可持續的休閑娛樂開發，滿足周邊城市居民的游憩需求。德國施瓦本汝拉生物圈保護區通過開發生態旅游項目（如徒步旅行、自然觀察和文化體驗活動等），展示地質、生態與文化的內在聯系，顯著提升了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波蘭東喀爾巴阡生物圈保護區規范開展徒步、野生動物觀察和文化體驗活動，推廣環保交通工具，有效避免了游客自行游覽時可能造成的植被破壞。葡萄牙境內的保護區通過繪制生態系統服務地圖評估不同區域的適宜產業，著力打造多功能土地景觀，并依托當地資源優勢發展水療、康養等特色旅游項目。中國高黎貢山生物圈保護區充分發揮其豐富的鳥類資源優勢，精心打造“鳥類天堂”觀鳥旅游項目，配備專業“鳥導”服務，在保障游客優質休閑體驗的同時，也對游客行為起到了良好的規范引導作用。

強化品牌建設，提升生態產品附加值。生物圈保護區積極推進區域優勢產品的統一化、規范化生產與加工，突出產品的地域特色與生態價值，通過打造專屬品牌提升產品附加值。瑞士恩特勒布赫保護區成功創立“真正的恩特勒布赫”（Echt Entlebuch）品牌，為區域內生產的牛奶、肉類、水果漿果、谷物、蔬菜香草制品及木制品等提供嚴格的質量認證并加貼品牌標識，通過標識向消費者保證原料獲取與加工全程均在恩特勒布赫完成。西班牙生物圈保護區網絡的55處保護區共同創建了“西班牙生物圈保護區品牌”（Reservas de la Biosfera Espa?olas RBBE），通過系統的品牌化建設和媒體營銷，有效促進了區域手工藝品和天然產品的銷售，為旅游產品和服務提供品牌信譽背書，大力推廣可持續旅游理念。奧地利格羅斯沃爾瑟塔爾生物圈保護區創立本地優質奶酪品牌Walserstol，并在附近設立加工廠，實現牛奶產品的精深加工，從而增強了本地高山牧場奶酪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延長了產業鏈條，創造了更高的附加值。通過持續的品牌建設，保護區產品的質量和信譽獲得了廣泛的市場認可，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也為當地社區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有力提升了生物圈保護區影響力。

強化法律法規與金融創新，提升可持續發展保障能力。生物圈保護區通過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明確資源開發利用的權限、責任與監管機制，對開發者與使用者的行為進行有效規范與監督，為資源可持續利用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奧地利維也納森林生物圈保護區制定并頒布《維也納森林正確游憩行為指南》，清晰界定不同功能分區的資源使用規則，以法規形式確保自然資源得到保護性開發。阿根廷波蘇埃洛斯湖生物圈保護區編制《駱馬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手冊》，并推動出臺《駱馬法》，顯著提高了駱馬養殖及衍生產業管理的科學性、規范性與法律保障水平。通過創新金融工具賦能保護區綠色發展。金融業作為現代經濟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在資源配置、風險管理，以及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意大利托斯卡納-艾米利亞阿彭尼山脈生物圈保護區創新引入“可持續信用”金融工具，將自然資源產生的環境效益（如森林固碳）量化并轉化為可交易的信用額度，吸引外部資金流入。該保護區對森林區域的可持續經營行動進行科學量化與賦值，將二氧化碳吸收量作為主要指標核算出總信用點，最終出售給致力于可持續發展和參與ESG（環境-社會-治理）評級的企業，用于抵消其工業生產的碳排放超標額度。這一機制有效激勵了保護區內的企業、農場和社區采用生態友好型生產方式，普及可持續發展理念。巴西塞拉多保護區則積極探索利用綠色債券等金融工具進行融資，籌措專項資金用于支持當地土地的可持續管理和農業集約化生產實踐。

推動科學教育及能力建設

科學教育及能力建設是提升保護區人才培養質量與科學管理水平的關鍵舉措。作為天然的科研教育基地，生物圈保護區在推動科學研究、數據共享和自然教育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智力支撐和技術保障。

提供良好的學習與科研場地，強化可持續發展智力支撐。生物圈保護區作為典型生態系統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示范區域，其科研價值與教育功能日益凸顯。波羅的海地區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實施的“學習場所共同體”項目，通過整合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德國、波蘭和瑞典六國政府與科研機構資源，聚焦海域可持續發展議題開展協同攻關，有效促進了區域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中國鼎湖山生物圈保護區與中國科學院共建的森林生態系統定位觀測研究站，作為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的核心臺站，不僅為科學家野外考察提供重要平臺，更對生態系統“非平衡理論框架”作出了關鍵性貢獻。臥龍生物圈保護區通過與科研機構及高校的深度合作，圍繞大熊貓棲息地保護等議題產出學術論文逾千篇，已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研示范基地。

案例：波羅的海地區生物圈保護區網絡開展的“自然支持”（Supported by Nature）項目。波羅的海地區生物圈保護區網絡聯合Nature開展“自然支持”項目，并獲得歐洲區域發展基金450萬歐元的資金支持。該網絡所包含的波羅的海六國成員（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德國、波蘭和瑞典）針對波羅的海作為歐洲東北部重要交通樞紐所面臨的文化交融、海域污染、生態破壞等可持續發展議題，與地方當局、教育科研機構開展合作，積極探索“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在區域內建立國家統計局學習基地并開展相應的實踐活動，將與多功能濕地、沿海水域生境和水道恢復相關的利益相關者，如市政技術人員、科研高校學生和非營利組織等囊括其中；同時，吸引更多學術機構和研究團隊的在地實踐，將波羅的海作為可持續治理和海洋知識的學習場所，促進針對該區域環境改善和海洋資源管理的知識產出，為保護波羅的海這一寶貴文化和生活空間提供解決方案。

搭建數據共享平臺，提升科學管理效能。生物圈保護區高度重視知識管理體系建設，通過數字化手段促進數據資源的整合與共享。奧地利薩爾茨堡-倫高和卡恩特諾克貝格生物圈保護區創新實施的“科學鏈接”（Science Link）項目，構建了綜合性文獻數據庫NockoThek，系統收錄與保護區相關的研究論文、年度報告等學術成果。該平臺通過發布管理重點問題清單，為多學科研究提供定向支持，既促進了學科交叉融合，又為保護區管理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這種知識共享機制顯著提升了保護區的科研轉化能力和管理精細化水平。

完善自然教育體系，培育生態文化認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著力構建分層分類的自然教育體系，通過特色化、體驗式的教育活動傳播可持續發展理念。奧地利薩爾茨堡-倫高和卡恩特諾克貝格生物圈保護區創新設計“阿爾卑斯牧場”體驗、植物皂工坊等成人教育項目，同時開發青少年專屬課程和“初級護林員”培訓計劃。其每年舉辦的“地理生物多樣性日”活動，通過組織公眾參與科學考察，有效促進了科研成果轉化和環保意識提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定期開展的管理能力培訓，2014年以來共培訓1000多人次，涵蓋野生動物監測、植物分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重點領域，為保護區管理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提供了系統支持。這些教育實踐不僅豐富了保護區的社會服務功能，更推動了生態價值觀的廣泛傳播和深入踐行。

應對氣候變化

生態系統是地球氣候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人類提供生存資源，更在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實施了一系列重要舉措，包括濕地修復、植樹造林、監測預警等工程。

實施濕地修復工程，強化濕地碳匯功能與氣候韌性。生物圈保護區通過修復退化濕地生態系統，增強區域氣候韌性，服務于全球氣候變化減緩目標。具體措施包括：恢復退化鹽堿地和高原濕地以調蓄水資源；保護與恢復紅樹林、泥炭地以增強碳儲存能力等。德國施普雷瓦爾德生物圈保護區鼓勵采用有機農業等傳統低排放實踐，減少化肥施用與機械燃料消耗，有效保護泥炭地碳匯。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生物圈保護區通過適應性協同管理修復濕地景觀，增強了對洪水和干旱的緩沖能力。英格蘭馬恩島生物圈保護區實施泥炭地恢復計劃，成功修復因過度開采而退化的泥炭地，改善了區域鳥類棲息環境，并強化了泥炭地的區域氣候調節功能。美國弗吉尼亞海岸生物圈保護區通過人工移植耐鹽堿植物修復退化鹽沼，防止海岸線退縮，并監控海草床分布以確保其“水下減震器”功能。西班牙多尼亞納生物圈保護區拆除人工堤壩以恢復潮汐通道，促進鹽沼自然擴張。荷蘭瓦登海生物圈保護區采取人工補沙與植被固沙措施，動態維持沙丘高度以抵御風暴潮。巴西大西洋沿岸生物圈保護區禁止沙灘采砂，保護天然沙丘系統，使其能隨海平面上升自然向陸遷移，形成彈性緩沖帶。

強化植樹造林舉措，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生物圈保護區內的陸域及沿海森林在洪水調蓄、碳固定和海岸防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西班牙拉科魯尼亞海濱和曼德奧之地生物圈保護區應用農林復合系統原理，沿農田邊界種植灌木和喬木，在農田中保留或種植樹木（如橡樹、栗樹等），形成遮蔭防風屏障，減少風暴對作物損害，改善微氣候并增強碳匯能力。越南芹苴紅樹林生物圈保護區實施大規模紅樹林重新造林計劃，構建以紅樹林為核心的生態系統，兼具重要碳匯與海岸防護功能，其經驗已推廣至面臨相似挑戰的泰國和印度。印度孫德爾本斯生物圈保護區大規模種植耐鹽紅樹物種（如紅茄苳、白骨壤等），減緩潮汐侵蝕；組建社區巡邏隊防止非法砍伐，保障紅樹林自然再生，通過紅樹林恢復增強海岸韌性，有效減輕風暴潮對恒河三角洲及近海社區的侵害。

提升氣候監測與災害預警能力，降低災害風險。提升區域氣候預報、生態監測與災害預警能力，是最大程度降低人類生產生活損失、防止生態環境惡化的關鍵手段；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有助于全面提升區域生態韌性與社區生計韌性。例如，西班牙拉科魯尼亞海濱和曼德奧之地生物圈保護區建立了針對暴雨、干旱、風暴潮等極端氣候事件的預警系統。德國施普雷瓦爾德生物圈保護區利用衛星遙感和地面傳感器網絡，對水位變化與濕地退化狀況進行實時監測。澳大利亞大堡礁生物圈保護區構建了珊瑚白化預警系統，及時指導保護行動。

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人與生物圈計劃”通過“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協同機制，在應對全球生態危機方面成效顯著。然而，面對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銳減等挑戰，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管理仍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F就未來發展提出4點建議。

嚴格落實國際公約，優化全球保護網絡布局。作為落實SDGs的示范區域，世界生物圈保護區須積極履行新的國際公約和多邊環境協議，特別是“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中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目標與指標。針對當前保護區多依賴自下而上申報、頂層設計不足、空間布局不盡合理、保護成效有待提升等問題，建議：強化頂層設計，優化全球生物圈保護區空間布局，確保不同生態地理區和國家均設立保護區，并優先擴展海洋區域與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保護區比例。深化國際合作，將生物圈保護區建設成為落實SDGs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國際承諾的典范。

強化科技支撐能力，提升生態保護修復水平。針對全球生物圈保護區普遍存在的本底不清、科技支撐薄弱（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以及生物多樣性調查監測與生態修復水平偏低等問題，建議：構建基于新技術的生物圈保護區大科學計劃，整體提升保護科技支撐與應用能力；構建或優化覆蓋“天空地一體化”調查監測網絡，融合環境DNA（eDNA）與遙感技術，推動人工智能與生態學交叉創新，提升物種識別與生態系統分類精度，全面摸清生物多樣性家底；構建全球生物圈保護區監測網絡與預警體系，動態監測生物多樣性變化趨勢并預測未來風險；運用新技術手段，加強對保護區核心區的嚴格監管與常態化巡護，強化生態修復項目全過程監管，切實提升工程質量和生態效益。

創新保護區管理機制，全面提升管理效能。針對生物圈保護區能力建設中面臨的資金短缺、專業人才不足、跨部門協調困難、數據平臺薄弱等瓶頸，建議：構建保護區與高校、科研機構或非政府組織的戰略聯盟，搭建開放共享的數據平臺；開發系統性專業培訓課程，提升從業人員技能水平。在政府層面，成立跨部門協調委員會，統籌土地用途管理，保障政策一致性；加強國際技術交流，促進先進保護技術的引進、消化與本土化應用。在資金保障方面，創新融資模式，積極探索綠色債券、生態補償等多元化資金來源渠道，積極申請國際專項基金支持生態修復項目，切實提升生物圈保護的可持續資金保障能力。

深度激活社區參與，促進保護與發展雙贏。針對當前生物圈保護區存在的本土文化挖掘不足、社區參與程度不高、品牌建設滯后、綠色發展能力薄弱等問題，建議：著力構建生物圈保護區自主品牌體系，推行生態產品認證制度，推動保護區產品與服務走向體系化、品牌化，顯著提升生態產品價值轉化能力；探索自然生態與本地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相結合的生態產品開發路徑，增強盈利能力；建立健全社區共管機制，賦予當地居民實質性決策參與權，確保其通過參與保護獲得合理收益；完善保護與發展協同的政策協調機制，尋求最佳平衡點；深化國際合作，積極分享最佳實踐，共同應對全球生態挑戰。

（作者：徐衛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區域與城市生態全國重點實驗室 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馬祖琛、歐陽志云，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區域與城市生態全國重點實驗室；K?CK Günter、程文露，奧地利科學院跨學科山地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