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改革開放40年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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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大突破
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并進一步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由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標志著我國在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上跨出了歷史性的一步，這是對市場作用認識的又一次深化和飛躍，是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進一步提升。
1.價格改革：從計劃決定價格到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價格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價格改革為核心，逐步確立了供求決定價格的市場體系。重要的改革實踐包括小商品和農副產品價格放開，發展農副市場，發展各類生產資料市場等。截至1997年，我國社會商品、工業生產資料、農副產品收購中，按市場價格交易的比重分別達到93.2%、81.6%、80.5%，比1978年分別提高了91.4、81.6和73.1個百分點。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以“破”“立”“降”為重點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一步深化。
2.民營企業：從“必要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
總的來看，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從允許到松綁、從承認到鼓勵發展、從政策支持到完善體制的過程。例如，1980年，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提出“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目前，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為“56789”。即稅收貢獻超過50%，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70%，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達到90%。
3.國有企業改革從放權讓利向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轉變
我國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例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推行二步利改稅，實行國企承包經營制，推進股份制改革試點等。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現代企業制度；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
4.探索解決民營企業產權保護的問題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出臺并實施，實現了對國家、集體和私人的物權實行平等保護。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產權保護，尤其是民營企業產權保護，被提到更高層次。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發布并實施，特別強調要“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截至2018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督辦的涉產權案件已辦結12件，糾正7件；各省級檢察機關共掛牌督辦涉產權案件71件，已辦結64件，糾正14件。
5.宏觀體制：從指令性計劃管理到宏觀調控
伴隨著市場體系的建設、市場主體的形成，宏觀體制改革經歷了從指令性計劃管理到宏觀調控的重大改革歷程。第一，從改革初期財政“分灶吃飯”、調動地方積極性，到由于“兩個比重”下降、推進分稅制改革，再到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第二，把金融從財政中剝離出來，加快發展金融市場體系。第三，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確立區間調控的思路和方式。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